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携手他的同事约翰·巴丁、沃尔特·布拉顿，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

左起：巴丁、肖克利、布拉顿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晶体管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直接吹响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号角，意义深远。

首款晶体管

1955年，怀揣更远大梦想的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回到自己的老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打算在那里自立门户，建立更伟大的事业。

肖克利

肖克利花了一个夏天，去游说德州仪器、洛克菲勒、雷神等公司，希望他们投资五十万美元给他建厂，生产晶体管，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最后，肖克利在加州理工读书时的好友，化学教授阿尔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决定为肖克利投资。

这个贝克曼，是pH值测定法的发明人。当时他的公司规模很大，营业额达到两千多万美元。

阿尔诺德·贝克曼

他的公司现在仍在运营，是医学领域实力最强的公司之一

得到贝克曼的投资后，肖克利终于如愿创办了肖克利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选在加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的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之所以选择这里，是源于当时斯坦福工学院院长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的热心推荐。

圣克拉拉谷，也就是现在闻名于世的“硅谷（Silicon Valley）”

硅谷之父：弗里德里克·特曼

公司成立后，肖克利立刻面向全国发布招聘信息，招募电子领域的优秀人才。

肖总的招聘方式也很奇特，他将招聘广告以代码形式登在学术期刊上，一般人根本都看不懂。而且，在面试前，他会对应聘者进行智商及创造力测试，还要做心理评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奇葩了。

不管怎么说，以“晶体管之父”的名号，他还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专业人才纷至沓来。其中，就包括八位来自美国东部的年轻科学家。他们分别是：

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

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金·赫尔尼（Jean Hoerni）

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

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

杰·拉斯特（Jay Last）

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

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nich）

从左到右，分别是：

摩尔、罗伯茨、克莱纳、诺伊斯、格里尼克、布兰克、赫尔尼、拉斯特。

这八位年轻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学有所成，处在创造能力的巅峰。他们之中，有获得过双博士学位者，有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师，有著名大学的研究员和教授。总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The best of the best）。

值得一提的是，这八个人当中，有三个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克莱纳（奥地利）、格里尼克（克罗地亚）、赫尔尼（瑞士）。

八人之中，诺伊斯算是一位前辈（虽然他当时也只有29岁），阅历稍微丰富一些。他也是“投奔”肖克利最坚定的一位。

帅哥诺伊斯

据诺伊斯自己回忆，当他接到肖克利的录用电话时，就像接到了来自“天堂”的电话，激动不已。飞抵旧金山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他觉得自己后半生肯定就是在这里追随肖克利了。

1956年1月，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因为晶体管的发明，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

得知获奖之后，兴奋异常的肖克利将手下的年轻科学家带到该市豪华的“黛娜木屋 ”餐馆，举行香槟早餐会。这时，大伙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认为肖克利能够带领他们创新新的辉煌，改写人类的历史。

可惜，他们只猜对了一半。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顶着无上光环的肖克利，根本不是一个好领导，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正常人。这位天才的科学家，对管理技巧一窍不通，却偏偏十分自以为是，傲慢刻薄。

他雄心勃勃，却完全没有商业远见，公司的经营目标一变再变，以个人喜好而不是经营产品和工艺的角度去开展业务。甚至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天才，又是一位十足的废物”。

后来的肖克利更加变本加厉，极度膨胀，唯我独尊，容不下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对帮助他的投资人贝克曼都出言不逊。

偏执多疑的肖克利还经常小题大作。一位女秘书在实验室里划破了手，肖克利认定有人蓄意破坏，竟然动用测谎仪对全体员工进行测谎。。。

就这样，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一件产品都拿不出来。所有人都对肖克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

尤其是那几位年轻工程师，他们不希望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肖克利身上，于是开始酝酿自己的“叛逃”计划。确切地说，前面提及的8个人，除了诺伊斯之外，剩下7个人都下定决心离开。

但是，当时他们除了懂技术之外，什么也没有。最主要的是，没有钱。

于是，七人之一的克莱纳，给负责他父亲企业银行业务的纽约海登斯通投资银行(Hayden Stone & Co.)写了封信，附了一份非常简单的投资计划书。

在这份计划书中，克莱纳写道：

“我们是一个经验丰富、技能多样的团队。我们精通物理、化学、冶金、机械、电子等领域。我们能在资金到位后三个月内开展半导体业务。”

克莱纳

这封信寄出后，七个人忐忑地等待着回复。

克莱纳的信辗转交到了海登斯通投资银行员工亚瑟·洛克（Arthur Rock）的手里。亚瑟·洛克敏锐地意识到了信中的机遇，他非常看重这些年轻人的才华，也看好半导体行业的长远发展。

于是，他说服他的老板巴德·科伊尔（Bud Coyle），一起飞到旧金山，和这帮年轻人碰面。

亚瑟·洛克，美国科技投资史上的传奇人物（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父），英特尔和苹果的诞生都和他有关

在旧金山，七个年轻人和来自纽约的两个投资人进行了初次会面。

会面之后，这七个人发现，大家全都是技术型，根本不懂管理，不懂商业，需要一个能做主的“带头大哥”。而谁适合做这个“带头大哥”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缺席的诺伊斯。

在他们眼里，诺伊斯是他们最为认可、最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诺伊斯既有智商，又有情商，是他们都心服口服的领袖。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诺伊斯一直都很崇拜肖克利，内心始终不想“叛离”他。

于是，七人派出罗伯茨作为代表，竭力劝说诺伊斯。罗伯茨很努力，一直和诺伊斯聊到半夜，最终，成功劝服了诺伊斯。

其实，诺伊斯之前已经多次被肖克利打压（还错失了一次诺贝尔奖的机会），他心里也很明白，再坚持下去并不会有什么前途，离开是早晚的事。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的罗伯茨挨家挨户到其他七个人家里，把他们接了出来，塞进他的那辆面包车，一路赶到旧金山。

紧张又兴奋的会谈之后，洛克和科伊尔被打动了。洛克掏出十张崭新的一美元钞票，往桌上一拍：“啥都别说了，干吧！” 科伊尔环视着他们说：“协议没准备好，要入伙的，在这上面签个名！”

于是，八个年轻人和两个银行家在华盛顿的头像周围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其中一张签满名字的1美元纸钞，目前被收藏于斯坦福大学

1957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天之一），八个年轻人一起向肖克利提交辞呈。肖克利大发雷霆，痛斥这帮“忘恩负义”的年轻人，骂他们是“叛逆八人帮”(traitorous eight)，也有译为“八叛徒”。

谁能想到，肖克利创造的“叛逆八人帮”一词，后来竟然成为了硅谷传奇的代名词。这种叛逆文化，也成为了硅谷精神的象征，被一代又一代硅谷人“传承”下来。

Silicon Valley，硅谷

辞职之后，准备开干，但是钱还没有着落。

洛克负责为新公司寻找投资。他列出了35家公司，然后挨家挨户打电话。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一个偶然的机会，洛克和科伊尔遇到了仙童照相机与仪器公司(Fairchild Camera & Instrument )的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

注：“费尔柴尔德”为“Fairchild”的音译，而通常一般意译为“仙童”。

费尔柴尔德的父亲曾经资助过老汤姆·沃森(Thomas Watson)创办IBM。作为继承人，他成了IBM的最大的个人股东，很有钱。

费尔柴尔德对技术很感兴趣，他本人也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的飞机照相设备，让自己在二战中发了大财。

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的费尔柴尔德

费尔柴尔德与洛克等人谈过以后，决定投资150万美元。凭借这笔投资，硅谷第一家由风险投资创办的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终于宣告成立了。

仙童半导体公司

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母公司是费尔柴尔德的仙童集团，仙童集团副总裁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负责分管。本来霍奇森打算让诺伊斯做总经理，但是诺伊斯拒绝了，他只想做技术负责人，所以霍奇森找来了休斯公司的埃德·鲍德温(Ed Baldwin)当仙童半导体总经理。

在公司股份方面，是这么定的：公司分为1325股，八人帮每人100股，海登·斯通225股，剩下300股留给公司日后的管理层。

投资协议写明，如果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超过30万美元，仙童集团有权以300万美元收回股票，或5年后以500万美元收回股票。

这份协议，标志着硅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洛克与科伊尔是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商，他们协助制定了公司的商业战略，分析了融资需求，寻找资金并分享收益。

而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立，被公认为硅谷诞生的标志。虽然是肖克利把硅带到了这里，但是，创造出硅谷和硅谷特有文化的，无疑是仙童半导体。

仙童半导体成立之后，第一笔订单，是来自IBM的。这也是一笔“关系订单”，前面说了，费尔柴尔德是IBM的大股东，在他的帮助下，仙童才得到这笔关键的订单。

在这笔订单中，IBM以每个150美元的价格，向仙童订购了100个硅管。

左起：费尔柴尔德、摩尔、诺伊斯

为了按时按质完成订单，八个人进行了分工：诺伊斯与拉斯特负责硅晶片蚀刻；赫尔尼负责扩散工艺；罗伯茨负责切割打磨；摩尔负责设计建造熔炉；克莱纳与布兰克负责加工设备的研制及改进制造工艺；格里尼克负责测试。

诺伊斯和他的团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年后，仙童第一批双扩散NPN型硅晶体管问世，订单成功交付。不过，此后仙童再没能从IBM获得硅管订单（后来IBM与德州仪器合作，建起了自己的晶体管生产线）。

但是，仙童通过这笔订单，成功站稳了脚跟，并且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1958年底，仙童半导体的销售额达到50万美元，员工增加至100人。

1959年2月，德州仪器工程师基尔比（J.kilby）申请第一个集成电路发明专利的消息传来，诺伊斯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团队成员商议对策。

基尔比和他的集成电路产品

基尔比在德州仪器公司面临的难题，比如在硅片上进行两次扩散和导线互相连接等等，正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拿手好戏。诺伊斯提出：可以用蒸发沉积金属的方法代替热焊接导线，这是解决元件相互连接的最好途径。

1959年7月30日，他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

为争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两家公司开始旷日持久的争执。1966年，基尔比和诺伊斯同时被富兰克林学会授予巴兰丁奖章，基尔比被誉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发明家”，而诺伊斯被誉为“提出了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的人。1969年，法院最后的判决下达，也从法律上实际承认了集成电路是一项同时的发明。

回到1960年。当时仙童母公司根据投资协议，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回购了全部股份。八人帮每人得到25万美元。在当时的美国，这是一笔巨款。

从1960年到1965年，仙童半导体每年的销售额都翻一番。1966年的时候，仙童已经是第二大半导体公司，仅次于德州仪器。

但也是从60年代开始，仙童的危机已经开始出现。

首先是仙童母公司收购了八人帮的股权，导致八人帮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虽然仙童半导体远在加州，但是一举一动都受到总部在纽约的仙童母公司的控制，发展受到了太多约束。不仅如此，母公司还抽走了仙童半导体的利润，投资给大量不赚钱的业务。

于是，人心思变，八人帮陆续开始了新的“叛逆”。

1961年，赫尔尼、拉斯特和罗伯特出走，三人创办了Amelco，就是后来的Teledyne（泰瑞达），从事半导体测试业务。

1962年，克莱纳出走，创办了Edex。1967年，他又创办了Intersil公司。再后来，创办了风投公司KPCB。不仅如此，根据资料记载，他至少创办了12家公司。

1968年8月，诺伊斯与负责研发的摩尔一起辞职，他们还带走了工艺开发专家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他们三人创办的公司，就是后来如日中天的世界IT巨头——英特尔（Intel）。

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差点忘了说了，是的，摩尔就是提出那个大名鼎鼎摩尔定律的摩尔。

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此后不久，格里尼克也离开了仙童，回到了大学教书。

1969年，八人帮的最后一位，布兰科，也离开了。

至此，八人帮全部离开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曾经的叛逆八人帮

创始人都选择离开，员工就更不用说了。

仙童迎来了大规模的离职潮，很多员工都选择了离开。其中就包括销售部主任桑德斯。他带着7位仙童员工一起离职，创办了超微半导体公司。这个公司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AMD。

Intel和AMD，本是一家人

随着仙童大量人才的流出，新的半导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对此，苹果前CEO乔布斯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

“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8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畅销书《硅谷热》里面也写到：

“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 400位与会者中，只有24人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

仙童系族谱

可以说，仙童半导体就是硅谷乃至全世界半导体人才的黄埔军校。

在人才不断流失，竞争对手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仙童走下坡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1965年到1968年，仙童半导体销售额不断滑坡。

1967年，仙童半导体遭遇创立以来第一次亏损——760万美元，股票从一年前的3美元每股下滑至0.5美元，市值缩水一半。

后来的故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无非是风云飘摇，被卖来卖去。

1979年，仙童半导体被卖给法国一家石油企业，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公司。

1987年，斯伦贝谢公司以原价的三分之一将仙童半导体转卖给另一家美国公司——国家半导体公司（NSC）。讽刺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当年从仙童出走的总经理查尔斯·斯波克（C.Sporck）。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到这里，仙童半导体品牌一度不再存在。

1996年，国家半导体公司把原仙童公司总部迁往缅因州，并恢复了“仙童半导体”的老名字。“硅谷人才摇篮”离开了硅谷。

1997年3月，仙童再次被出售。这次是一家风投公司掏的钱，所以仙童成为了一家独立公司，担任CEO的是克尔克·庞德（Kirk Pond）。

2016年，安森美半导体以24亿美金完成了对仙童的收购。到此，曾经叱咤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就这样了却了它的一生，从此世界上再无仙童半导体。

安森美收购仙童

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对硅谷乃至当今时代的科技发展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之前有一种说法：仙童半导体公司员工出走后创办的公司，大约有92家。这些公司的员工人数超过80万人，市值也达到了21万亿美元，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GDP。受到仙童半导体间接影响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仙童的倒下，就没有今天的硅谷，也没有举世瞩目的半导体行业发展成就。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将是另外一幅场景。

正所谓是，倒下一个仙童，站起了千千万万个仙童。

或许，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

冯唐：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来源： 民国文艺

一生中，

除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剩下的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

组个理想家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有个理想的房子。

多数人类包括不少禽兽都有筑巢的冲动，尽管生没带来一物、死带不走一物，生死之间，总想有块儿自己私有的窝儿。我妈是纯种蒙古人，我的理解，蒙古人居无定所，骑上马就带着全部家当走，下了马放下家当，就是家。但是我妈到了城市，说她想要有个大房子，我想，这些说不清楚但是一定想要的，往往根深蒂固地编码在人类基因里。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要有十个要素。

第一，房间面积要小。

一卧，卧房不超过十平方米，乾隆帝的卧房也不过十来平米，平常人王气更弱，不僭越。一厨。如今的女性喜欢平等，做完饭不洗碗，所以要有洗碗机。要有烤箱，没女人做饭的时候可以烤鸡翅和羊肉。一起居室。一桌，吃饭、喝茶、看书、写作都有地方了。有个壁炉，天冷的时候点起一把火，心里就踏实了。有个宽大的单人真皮沙发，瘫在里面看书，被书困倒，被夕阳晒醒，午睡前的书都记到脑子里了。

第二，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

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者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自家的果子长得再难看也甜。哪怕花期再短、平时打理再烦，每年花树开花的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有禽兽，大大小小的鸟用不同方言叫，松鼠、野猫、鹿不定时地来看看你在读什么书，知道你没有杀心，见你靠近也不躲避，稍稍侧身，让你走过去而已。

第三，要有好天气。

不要太干燥，不要太湿，冬天不要太长，夏天早晚不要太热。

第四，要有景色。

尽管你天天看，但是景色依旧重要，或许也正是因为你会天天看，你会发现，尽管你天天看，景色每天都不一样，想想昨晚的梦，和自己聊一会儿，日子容易丰盛起来。

第五，附近要有公园。

公园不用很大，能跑步就好。人过四十，一身不再是使不完的力气，反而似乎有总拉不开的筋骨，跑步是解药。每天跑跑，三五千米，汗出透，整个人都好了。

第六，附近要有大学。

最好走路能到。有大学就有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可以蹭看。有大学就有苍蝇馆儿，一年到头都有便宜的好吃的。有大学就有教授，去蹭大课听。有大学就有女生，花树的花落了，还可以在校园里看女生。

第七，附近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施。

开了几十年的餐馆，食材新鲜，厨师踏实。几家好咖啡馆，豆子现磨，闻香进门。独立书店，时常能翻翻新书，能买到一直想读但是没机会读的旧书。小学和中学都在走路范围内，否则接送小孩儿上下学就会消耗掉你不多的自由时间。还有老了之后，医院是必需的。

第八，所在城市要有历史。最好百年以上。

有很多古董店，家具、瓷器、餐具，买了就用在日常的生活里，一年下来，在古董店买的东西比网购还多。有不少博物馆，一些古迹，偶尔逛逛，觉得祖先并不遥远。

第九，一个小时车程之内有国际机场。

人偶尔还是要出去走走，度假、会友、凑热闹。

第十，附近要有朋友。

酒量不同，酒品接近，术业不同，三观接近。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如果老舍先生您还健在，您在哪里，北平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北平。有时候，这些要素看上去是如此基本，但是有时候，又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

选自冯唐随笔《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

注：北京老城，后海以西，恭王府以北，沿着一条窄窄的胡同，一直向前，可以到达胡同里唯一一户朱门高墙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占半亩地，最早属于一个银行家，后来几经周折，在2007年，作家冯唐将它买了下来

***

没有贵族精神，社会走向庸俗化？

来源：价值世界

【作者小传】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研究员。

【中西方背景对照】许纪霖：中国的士大夫精神

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这时，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这就是梁启超当年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士绅社会”（gentrysociety），指的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汉唐时代的儒生们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

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清末民初，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强大。

贵族精神没有了，何来贵族？

中国经济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

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揽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

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的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

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

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16－17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要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

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

张爱玲说过，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着齐整，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最重要的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

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

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

但第二代毕竟只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

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借，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

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训练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

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

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

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

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

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

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

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

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

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殿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

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

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

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17、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

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

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

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

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

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个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

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

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平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贵族阶级的死亡。但各种伪贵族们，无论是物质贵族，还是精神贵族却应运而生，这些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膺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

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从历史返观当下，不由令人长叹：世无贵族，遂使伪士成名！

　　本文选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三联书店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