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胜军 

来源：IT高管会

来自：刘胜军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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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邓小平在 70 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们进入了登月时代，GDP 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不再落后成为普遍的感受，“新四大发明”的提出更令国人自信心爆棚。

不料中兴通讯因为美国一纸禁令就陷入“休克”，这犹如戳破了“皇帝的新衣”那样令国人错愕不已、捶胸顿足、摇头叹息。

反差就是动力。可以说，1990 年海湾战争战斧巡航导弹令国人震惊，唤醒了中国军队现代化。此次中兴通讯如果能帮助国人客观认清现实的骨感，这是改革的机遇。一味悲情呼吁“今夜我们都是中兴人”，只会让我们痛失“猛醒”的良机。

2

“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有人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不都一样是采购欧美日韩的核心技术吗？

此言差矣。中国不一样，美国只针对中国。

当前，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当其时。回顾历史，第一次产业革命帮助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第二、三次产业革命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因此，当前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有很大概率帮助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的机遇就是美国的焦虑。新兴大国崛起，原有的大国心里不爽，这是人性，“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

特朗普最初抛出贸易战威胁，很多人以为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但从 301 调查报告、对中国制造 2025 的指责和中兴通讯事件来看，“贸易逆差”只是一个幌子，争夺科技霸权才是真实目的。

3

核心在于建设创新体制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是悲哀的。

但如果看到了问题，却给出错误的解决方案，同样是悲哀的。

笔者认为，中国搞核心科技是必要的，但千万要记住以下几点：

• 美国顶尖的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国企。原因很简单，科技创新风险极高，而国企的体制却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年中国通讯领域一度有四大巨头：巨大中化(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

1998 年，华为销售额 89 亿，中兴 40 亿，巨龙 30 亿，刚成立的大唐 9 亿。如今，巨龙和大唐已经不见踪影。而民企华为成了唯一的希望。

• 产业保护只能“保护落后”。汽车产业是最为沉重的教训。我们通过合资公司，“养肥了”上汽、北汽、东风、一汽、广汽，但他们创新了吗？真正有些创新的是吉利、比亚迪这些当年不被放在眼里的民企。

• 我们的落后不仅是芯片，也不止是中兴。从汽车到电脑、手机、电视、飞机，几乎所有的核心科技都掌握在欧美日韩手中。

• 搞核心科技，不是靠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就能解决的。关键是体制机制，不然就是浪费钱财。

• “鱼”不如“渔”。关键要学会创新的体制机制，而非某一项技术、产品。

因此，我们必须搞清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成就了源源不断的核心科技？

4

里根革命

美国的创新之路并非从一开始就就那么顺利。美国真正走上创新的康庄大道始于里根。里根因此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在里根之前，美国经历了野蛮发展的镀金时代、大萧条、二战，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政府越变越大。70 年代的中东战争，令“车轮上的国度”美国陷入“滞胀”的泥坑。

在学界、政界、企业家都充满迷茫的时候，伟人登场了。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有惊人的直觉和判断力，深谙国家强盛的根本。里根在 1981 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道：

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引发了美国的思想革命，帮助美国重回正轨，“里根－撒切尔”组合也在 80 年代引领了全球范围内的思想革命。

里根这句话，翻译成中国式表达，就是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句：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里根知行合一，果断采取四大改革：

• 大规模减税，税率降低 30％

• 大幅度减少政府管制，推动自由化（deregulation）

• 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告别凯恩斯主义

• 坚决控制货币超发

所谓里根革命，其本质就是给企业减负松绑，激活“企业家精神”。

“小政府，大社会”，这是美国创新的制度根基。

美国创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这样评价共和党总统里根：

里根是在以尼克松、克林顿无法办到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轨迹。他直截了当地触及到了大众期盼的透明和乐观主义。

5

美国的 3 大秘密

细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是硅谷模式。几个年轻人在自家车库里折腾，居然成就了英特尔、惠普、微软、思科、苹果、谷歌一个个科技奇迹。

除了“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制度根基，美国创新奇迹背后是三大底层因素，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

自由的教育

当今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均被美国囊括，美国一个国家的诺奖得主占全球超过 1/3 。仅哈佛大学一所学校诺奖得主就高达 151 人，超过了排名第二的国家英国。

自由，是美国大学的灵魂，也让美国大学在吸引人才方面进入了良性循环。2015 年，哈佛校长福斯特在清华演讲时说得掏心掏肺：

新知识来自无尽的探讨、辩论、思考和一种怀疑精神。每条道路都可能通向新的答案。因此，大学应该是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地方。大学必须培养这种讨论，因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发现。这些才是世界最好学府的核心标志和共同价值。

中国呢？

马云说：

杭州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钱颖一说：

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此，笔者呼吁落实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本源。

自由的资本市场

伟大的企业起步于渺小。创业之初，资金是最大的障碍。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美国硅谷拥有极为活跃的风投机构，成为创新的助推者。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进行 IPO ，风投套现然后去投资更多的初创企业。已经上市的公司则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和激励机制茁壮成长，人才和资金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美国顶级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一切背后的关键是：

IPO 是自由的而非审批的，监管是严格的而非纵容的。

反观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受制于 IPO 审批制和“搔痒式”监管，资本市场孵化的不是创新公司，而是“乐视”、“绿大地”、“万福生科”，是业绩变脸、高位套现，创业板沦为“套现板”。

中国证监会邀请“独角兽”回归 A 股，固然是进步。但是真正值钱的是“未来的独角兽”，这绝对不是靠证监会能选美选出来的！

IPO 注册制改革，对于创新创业太重要了。

法治与契约精神

创新是高风险的事业，但依然吸引无数精英前赴后继，是因为一旦成功就可以获得亿万身价，甚至成为世界级富豪。

因此，从激励的角度看，有两个关键：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

法治的背后是契约精神。

下面这个故事生动告诉我们，法治和契约精神是如何炼成的：

• 1797 年 7 月 15 日，一个年仅 5 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 后因家道衰落，孩子的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 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给了许多买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 1897 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格兰特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北方军统帅。孩子的坟墓离美国 18 届总统格兰特陵墓只有不到 100 米。然而，孩子的坟墓非但没有因为要建设总统的陵园被挪走，反而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 1997 年 7 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 100 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这段故事特别令人震撼，原因有三：

1.土地被多次转让，但没有一个人违背最初的契约；

2.契约的约束不因时间的流失而被淡化，百年如初；

3.即使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也毫无例外，必须尊重这样一个简单的民事契约。

契约精神之所以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核，在于其与法治文明的同生共亡。如果契约不被遵守，法治从何谈起？

易中天说过，“国人拼血缘，西方人拼契约。”现代文明是陌生人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人与人的交易关系只能建立在契约之上。

越落后的地方，越是熟人型、关系型社会。越发达的地方，越是陌生人型社会。能否借助契约精神升级到不必依赖“关系”的陌生人社会，是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

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契约精神，首先看政府，因为政府握有权力，是强势的一方。政府违背一次契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假如政府始终恪守契约，民间力量谁又敢不尊重契约呢？

政府心中无贼，则天下无贼。

中国呢？企业家受了委屈，居然不敢去法院。只能像毛振华怒怼亚布力管委会、黄鸣怒怼德州市委书记那样在风中哭泣。

6

我们真正的短板

在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钳制之下，中国应有危机感。但这种危机感的出口不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宣泄，而是冷静反思，知耻而后勇。

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真正值得焦虑的不是芯片，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如果我们只盯着芯片，等我们搞出了芯片，科技一日千里，美国不知要搞出多少个我们看不懂的核心科技。

记住：我们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审批、教育体系、金融市场、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