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于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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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直播春笋般的现在，主播与观众如何进行全方位互动，网络打赏主播频频发生，网络打赏金额是如何被不断放大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礼物打赏背后的网络互动行为？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情感是如何卷入的？为何青少年会成为网络打赏大军？为何宁愿街头吃方便面也要对主播进行打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密切关注的，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研究一起看看把~

作者：于铁山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原文标题：剧场表演与情感卷入：网络直播礼物打赏现象研究——基于30余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摘要:网络直播礼物打赏不同于传统的消费模式，是网络互动走上经济效益化的显著标志，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释放双方的情感与建构多重身份。本文以30余起典型网络打赏案例为基础，通过引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柯林斯的情感理论，根据情感卷入与情感控制的强弱程度，将网络直播礼物打赏划分为攀比型打赏、补偿型打赏、炫耀型打赏与爱好型打赏四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打赏往往遵循相似的情感逻辑，主播的情感控制能力会影响打赏的发生，主播的自我展示与自恋消费、观众的情感消费与身份补偿，共同演绎了网络直播打赏的共欢。治理打赏乱象和引导健康的网络打赏，需要从情感疏导与身份审视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网络直播;礼物打赏;自我展示;情感控制;情感卷入

一、问题提出

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同年网络直播如春笋般出现，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催生数量庞大的直播群体。统计显示，我国网络直播平台服务数量已经超过500家，2017年底用户规模达到3.92亿[1]。网络直播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网络直播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互动的形式，扩展了网民文化娱乐消费的途径，以其密集化的社交互动及情感的集体共鸣而受到广大青少年的追捧;另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用户均可购买虚拟货币打赏表演者和主播，围绕网络打赏出现众多乱象，从“熊孩子败家刷礼物”到“1分钟豪掷百万”，从公务员挪用公款“博主播一笑”到“被套路”青年入室盗窃，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背后却有其相似的行动逻辑。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与观众如何进行全方位互动，网络打赏主播如何发生，网络打赏金额是如何被不断放大，如何理解礼物打赏背后的网络互动行为，以及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情感是如何卷入其中，为何青少年会成为网络打赏大军，为何宁愿街头吃方便面也要对主播进行打赏，等等，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回答。本研究首先围绕打赏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其次将打赏行为置于特定的场域空间解读其背后的情感逻辑，重点考察网络主播与网络打赏者各自的行动策略。本文认为，情感互动与礼物消费在网络直播中扮演特殊的功能，分析主播如何控制观众的情感以及打赏者如何以礼物消费回应情感的互动，有助于捕捉这一现象生成的逻辑。

二、研究回顾与研究框架

1.相关研究概述

社会如何互动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主题。齐美尔认为，个体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获得一个特定的位置，并在他人对自我行为的期许中完成互动[2]。符号互动理论重点关注微观个体如何互动，戈夫曼指出，表演是指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3]。不同于代表了青少年情绪的符号表达与群体认同感的点赞等网络互动方式[4]，网络礼物打赏则将网络互动推向更深层次，赋予网络互动更多的内涵，夹杂着情感与经济的多重意义。打赏现象古已有之，在古代社会打赏多指身份尊贵的人给低层或下属的赏赐，在现代社会则指支付一定的费用报答别人的服务，打赏的多寡取决于双方的关系以及情感体验程度。在本研究中，将网络打赏行为置于网络互动的框架内加以考察，网络直播礼物打赏作为一种新型的打赏方式，需要从网络直播、互联网礼物以及情感社会学中寻找理论来源。

(1)网络直播研究。网络直播因互联网而生，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互联网适合发展多重弱纽带，容许与陌生人相连接，为原本生活狭隘的人提供社会联系的便利，更容易打破禁忌的讨论[5]。这些特征可部分解释网络直播为何迅速兴起，一般认为网络直播作为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交方式，对青少年群聚与互动模式均产生重构作用[6]，并对青少年群体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网络直播作为情感的宣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疏导功能[7];二是网络直播以互动空间为载体，体现当代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8]，从而较好地契合了青年情感释放的需要;三是网络直播引发的行为偏差是社会失范在网络展示与暴露的重要标志，如骇人听闻的男主播疑似直播吃蜈蚣与壁虎身亡，网络直播自杀等现象[9]。总体来看，由于网络直播出现的时间较短，现有关于网络直播的研究多从泛化的角度探讨直播平台、主播与受众三者对于网络直播的影响[10]，或者从“满足”理论出发考察受众对于网络直播的使用动机、使用方式和心理满足[11]，尚未聚焦到网络直播中的打赏现象。

(2)互联网礼物研究。网络直播礼物打赏由互联网衍生而来，是礼物网络化的结果。长期以来，礼物研究就是人类学关注的热点，礼物是友谊和社会纽带的象征，人类从仪式性交换中获得声誉、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12]。在互联网时代礼物变得更为复杂，以微信红包为例，微信红包表现出集体狂欢的倾向，属于一种情感性消费[13]。网络社会学家认为，网络社群的人际互动遵循“礼物经济学”原则[14]，因此网络直播中的“送礼”折射出行动者在虚拟空间重塑个体位置的尝试[15]，这说明礼物对于网络互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网络直播中，网络礼物打赏的种类繁多，如鲜花、钻戒、别墅、跑车、火箭、游轮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本研究视网络打赏为一种特殊的礼物，将其置于网络直播的环境下考察其特征与功能，传统的礼物交换会引起个人的义务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在网络互动中网络礼物打赏既保留了传统礼物的属性与功能，又在网络互动中扮演特别的情感作用。

(3)情感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就重视情感在社会互动中的功能，以此来回答“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社会学之问[16]，以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著作中均有大量关于情感的论述。20世纪70年代关于情感社会学的研究不断增多，一般认为情感是一种文化建构，也受到生物成分的影响[17]，情感社会学强调情感在理解日常生活社会互动中的重要性，如柯林斯指出个体在机遇中具有权力和地位时会得到更高的情感回报[18]，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是互动仪式的四种要素之一，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高度的情感连带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并为每个参与者带来情感能量[19]。在现代社会情感的制造和操纵甚至走上商业化道路[20]，情感作为一种控制系统[21]，对于社会互动具有抑制与诱发的双重效应，兼具建设性与破坏性。社会交换理论则认为情感是一种交换的资源，情感理论认为互动过程中生成较持久的情感，并且能够在互动者之间传递，从而把情感的力量施加于互动者。在特纳看来，情感工作的策略表现有三:一是操纵身体产生情感文化所要求的情感;二是展示适当的姿态，从而符合文化的期望，反馈和改变实际的感受;三是不断尝试唤醒自己适当的情感体验，并在这种体验的指导下表达文化预期的情感[22]。如果互动过程中没有满足自我、他人和情境的期望时，通常会陷入负性情感[23]，在网络直播中，打赏行为会形成情感关系，打赏者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情感回报，则会转向其他网络主播，在网络社会中工具性交换让位于情感性交换，情感的重要性逐渐浮现，甚至会对网络互动产生决定性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网络礼物打赏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网络直播世界，但目前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的研究略显不足，对于直播打赏特别是不合理打赏缺乏直接关注与深入分析。面对“网络直播火爆，网上打赏疯狂”等现象，从网络直播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印象管理等特征出发，我们分别引入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与情感理论，重点研究网络打赏现象，从微观的视角考察特定“社会情境”下匿名化聚集的打赏者如何与网络主播进行互动。

2.网络打赏研究框架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网络打赏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16.6%的在线直播用户有打赏主播的意愿，其中89.1%的直播用户打赏金额在1000元以内[24]。看似纷繁多样的网络打赏现象也具有共性特征。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打赏行为，根据网络主播的情感控制能力高低与网络观众情感卷入的深浅，可以提炼出四种类型的网络直播打赏类型，分别是攀比型打赏、补偿型打赏、炫耀型打赏与爱好型打赏。其中情感的控制能力则是指网络主播激发观众的情感及调节直播气氛的能力，情感的卷入指双方互动的频率与情感的联系亲疏。

(1)攀比型打赏。网络观众因打赏礼物的数额相互攀比引发的打赏，带有盲目的从众心理，遵循“你刷我也刷”的竞争逻辑，甚至打肿脸充胖子、透支打赏、挪用公款走上犯罪道路也在所不惜。此时网络观众的情感卷入较深。

(2)补偿型打赏。网络主播对于直播间的情感控制能力较强，如对网络观众表示关心，满足观众提出的各类要求，或以奇异装扮，杀马特直播。网络观众的这类打赏更多的是为了补偿主播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打赏会有点不好意思”。打赏者以打赏购买主播服务，打赏具有付费性质。

(3)炫耀型打赏。该类打赏更多的是网络观众通过打赏彰显身份，建构一种虚拟的角色，多受虚荣心驱使。如粉丝打赏千万礼物，助女主播登上直播平台年度人气榜首，上镜卫视台等。对于这类打赏而言，直播间成为斗富的角斗场。

(4)爱好型打赏。主播并非以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网络直播展示自我，如舞蹈、才艺表演等。主播对于直播间的情感控制能力较差，缺少与观众的互动，观众的打赏多是出于欣赏与鼓励，在爱好基础之上募捐打赏也偶有发生，可称之为爱心型打赏。

必须指出，上述划分具有相对性。在实际网络礼物打赏过程中，一种打赏可能兼具多种特征，而不同类型打赏背后都与互动双方的情感投入息息相关。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二手资料研究方法，重点梳理近年来引发舆论关注的网络打赏新闻，以这些“社会事实”作为分析的基础，试图从互动论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解读网络打赏行为。笔者共收集整理31起重点案例(见表1)，这些打赏案例打赏的数额相当惊人，部分甚至属于违法犯罪，案例库主要包括打赏内容与打赏原因。梳理这些案例可知，一是从性别来看男女打赏者数量相当，异性相吸，同性打赏少，异性打赏多;二是打赏者以青少年为主，儿童与老年人打赏者较少;三是网络打赏金额惊人，从数万到近千万不等;四是打赏者的身份来源较为多元，包括务工人员、公务员，会计、家庭主妇等;五是打赏者自身收入有限，挪用公款或欠款打赏较为突出。从打赏的类型来看，攀比型、补偿型与炫耀型打赏的例子较多，金额较为突出，爱好型较少。下面结合这些典型案例进行社会学分析。

四、网络主播的自我展示与情感控制

网络直播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直播空间为个人突破传统媒体渠道的限制创造条件，新媒体平台成为流量主要集散地，网络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网络直播具有超时空性特征。即网络互动超越空间的限制，弥补了传统自主空间的不足，并指向不确定的潜在接收者，以趣缘为纽带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网络直播所具有的虚实相合特征，为广大网络主播提供自我展示的场所，在网络直播空间，直播双方乐于分享、有自我展示欲望，行动者的行为被客观化的虚拟空间所卷入，呈现出虚拟化、数字化的特征，人的行为可预测性在降低。第二，网络互动容易出现失范现象。在网络直播中，日常生活行为的约束条件弱化或不复存在，人们更容易打破日常角色的束缚，无限放大表达自我的空间，同时网络直播平台的商业运作对于打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按照情感社会学理论，网络主播行为属于情感劳动[25]，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网络主播与观众有声音的沟通;二是网络主播必须要对他人产生情感反应，如吸引、期待、感激、不满等;三是网络主播会对观众的情感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第四，打赏礼物具有高逼真性。从打赏的礼物来看，从鲜花到车房，部分社会现实难以获取的礼物在虚拟空间的可及性很高，同时礼物打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数字化带来的冲击，淡化了用户金钱消费意识，让人的打赏行为更容易受到情感的驱使。

据《2017主播职业报告》显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网络主播人数比例达到46%，网络直播用户的年龄多为22岁以下的人群[26]。由于部分网络主播以网络直播为职业，对于他们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吸附高人气与多打赏礼物是直播绩效之一，故而拼歌、拼舞、拼新、拼奇层出不穷。总体来看网络直播分成两类，一类是才艺展示型，如舞蹈表演、乐器演奏、网络课程教学、游戏玩家等，网络主播凭借优秀的表演可以收获掌声喝彩;另外一类是形象型，这一类主播往往具有出众的颜值，善于聊天，俘获人心。除此之外，各类新型的网络直播也是层出不穷。观看直播不难发现，网络打赏的数量因主播而异，在众多影响打赏的因素中，我们重点关注主播们在直播中的表演与情感控制能力。

1.网络主播情感控制能力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个体在权力互动和地位互动中可获得或丧失情感能量，情感能量的高涨与低落的变化对于互动中的人产生特殊作用[27]。为此，主播的情感控制能力直接影响网络打赏的数量。一是网络女主播会最大限度利用专业设备来赢得观众的青睐，如精心的化妆、专业的美颜摄像头与声卡、用于美化直播间的墙纸与窗帘等;而男主播的表演往往激情四射，富有感染力，以特定的方式操纵表达。二是为了留住观众主播会卖力表演，极大丰富互动的内涵，成功的主播善于通过借用一些表演技巧来展示自己的形象，从而控制粉丝的行为。如主播必须表现出善于聊天，能合理设置讨论议题，插科打诨，并能积极引导互动的走向，通过情感运作来控制他们的情感，如在遇到大量的黑粉或者网民无理要求时更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装看不见。三是主播在直播间营造热闹欢腾的场面，撒娇索要礼物，调节气氛，对于打赏者用手比爱心以示感激。如个案25认为女主播直播比赛输了，看上去很可怜，还会撒娇，因为心软就不断地想打赏。此时网络主播使用策略管理自我呈现，当然网络直播也会带来互动的紧张与情感的冲突，如主播不太理会少刷礼物的粉丝，刻意炒作哄抬直播间人气，甚至骂战，但是总体来说主播需要维持与少数忠实粉丝的良好关系，选择热心的粉丝担任直播房间管理员，从而避免直播间人员流动过大带来的陌生感。诚如个案20所说:“打赏的时候感觉心里是蒙的，被他们套住的感觉，感觉他们很有吸引力。”这种强烈的情感卷入便是情感控制的结果，参与直播互动的人不断获得情感能量与情感资源，进而强化情感的秩序。此外，从网络身份来看，网络主播对于打赏者的情感回应会强化打赏者的网络角色，从而促进其情感的投入，提高其重复打赏的可能性，如主播会表扬、赞美、感恩打赏者，韩国某女主播收到1亿韩元(70多万人民币)打赏时，瞬间痛哭流涕，不知所措地手舞足蹈起来，不停地边哭边鞠躬感谢，在网络直播中打赏的金额与次数决定了打赏者身份在序列中的位置。

2.网络主播情感关系建构

网络直播催生出社群感，使用者在线上扮演角色与建构身份，并给需要沟通的人带来情感的慰藉。网络互动的双方具有匿名性，而打赏的过程有助于从陌生人向次级群体甚至往初级群体转变，情感体验在网络直播打赏行为中被放大。为了与网络观众特别是打赏者构建一种持续的联系，主播会以自己为中心重建网络社会关系，发展粉丝数量，包括实质与线上的社群。研究发现，网络直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将虚拟网络关系私人化，通过将网友的关系比拟成各种私人关系，如对于网友的聊天主播会第一时间给予回应，以示关心，从而拉近与网友的关系。同时，网络主播通过印象管理迎合观众的需求，增加与打赏者的“质量时间”，部分主播会强调“刷不刷礼物没有关系，如果条件允许刷个小礼物就很感谢”，或者“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以频繁的互动甚至互加微信等方式从而推进私人关系的更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案例如个案16是一位六旬大妈，因女儿长期未能陪伴身边，前后打赏男主播近30万元，男主播则称呼其为干妈，此举意在将两者的网络关系家庭化，直播打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案16心理慰藉的需要;个案2则与打赏的女主播线下见面，并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个案22邀请当地网红出来聚餐;个案29称主播为“老婆”;主播为了赢得打赏，称呼11岁的个案30为“妈妈”。正是通过网络情感关系的私人化策略，可以将看似不合理的打赏行为合理化。

五、打赏者的情感卷入与身份补偿

为了解析网络直播打赏现象发生的社会逻辑，笔者首先重点考察网络直播粉丝的群体特征。调查发现，直播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呈现出男性多、年轻化、高学历等特征，直播用户多关注女性主播，逾半用户有过打赏行为[28]。这部分人群对于恋爱、婚姻需求较为活跃，常游离于现实与网络之间，网络直播为参与者摆脱现实生活的困扰提供空间。其次，在网络直播空间，观众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情感，摆脱日常生活对情感的压制，以消费的方式实现情感的满足。打赏所获取的集体注意，是众多保持自我的策略之一，打赏者每送出一份礼物，都是为了吸引主播的关注，引起主播的认可，从而实现在虚拟空间的身份融入，嵌入到虚拟网络中寻找情感能量来填充现实生活的空虚与孤独感。鉴于网络直播具有陪伴性、消遣性的特征，网民通过打赏与主播建立一种情感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可以从网上走到线下，该过程蕴含情感消费的互动与身份补偿。

1.打赏者的情感唤醒与卷入

通过梳理30余起典型案例可知，这些案例多数属于“打肿脸充胖子”，更有10余起是挪用公款打赏主播。这些个案具有共性特征，即打赏者收入偏低，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关爱或情感失落，渴望在虚拟世界中得到认可，将打赏主播视为精神寄托。卷入网络直播的网民一方面会通过情感互动来呈现自我，另一方面通过打赏行为表露感情的需要。根据情感卷入的情感强弱，分为表面互动与深层互动。表面互动是指观众情感卷入较弱，这部分观众极少发言或不发言，免费进入直播间，围观心态居多，从不打赏或很少打赏，只看直播不刷钱，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是对于打赏较为谨慎。表面互动会因为情感卷入的由浅及深而转向深层互动。深层互动是指观众与主播之间互动频繁，观众难以自持，常通过打赏虚拟礼物与主播互动，深层互动的观众进入直播间可享受专属出场音乐与动画，享受特权，互留联系方式以获得情感的深层次发展。

表面互动与深层互动代表了情感消费互动的两种形式，两者相互转换。正如戈夫曼所言，社会行动者总是处于与别人交往的状态中，在互动过程中塑造自己的形象，从而达到留下特定的印象的目标。对于大部分打赏者而言，观看直播初时只图一乐，观众会因为情感卷入的深浅而根据别人的期待塑造自己的行为倾向。如个案15因为打赏金额少，不被女主播所理睬，倍感冷落，为了挽回面子，赌气争榜一，争抢人气时的“对刷”，以争取名字登上主播礼物贡献榜榜首为荣。从中不难发现，情感的变化会催生打赏的发生，而充值金额与账号等级代表着情感互动的程度。

对于打赏者而言，网络打赏已经成为表达支持与情感的新型方式，通过参与打赏增加积极的情感，打赏的金额因情感能量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小额打赏鼓励以示陪伴感，大额打赏则赋予打赏更多的内涵，无论打赏多寡均可在网络中获取自身意义的图像。网络打赏遵循“情感互动—情感交换—情感稳定”的程序，网络观众在互动中产生情感，打赏则有助于建立预期的情感互动，并逐步迈向稳定的情感关系。如个案5购买虚拟物品以讨好主播，个案7得到男主播格外关注和问候时会特别高兴，个案8因为单身孤僻，为了引起心仪的男主播关注，不断购买网络虚拟礼物“打赏”，个案13为获得主播的青睐和互动而打赏。这些案例说明，一旦打赏唤醒情感，情感会进一步强化打赏。正如有个案表示:“感兴趣的主播触动到你某个点时，你肯定会掏些钱”。对于打赏者而言，打赏再生出一种共同的关注焦点，一种共同的情绪，并形成群体的情感共鸣。

2.打赏者自我身份生产逻辑

通过案例可知，置身网络直播空间的打赏者所建构的网络形象与其自身身份相去甚远。如个案15，月薪3000元，却挪用巨额公款打赏女主播;个案8，月薪2000多元，不计后果打赏男主播以求关注，这种现实身份与网络身份的巨大反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由网络虚拟空间的特殊场域所诱发，网络打赏作为一种个人消费，打赏的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打赏者可根据自己的心情与喜好打赏，打赏的对象、打赏的数目、打赏的类型、打赏的时间均由自己做主。因打赏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成为打赏的情感牵引，特别是整个直播屏幕出现打赏者的名字时，用户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在网络直播中打赏者依靠金钱赢得尊重和仰视。如个案10因为失恋陷入网络直播，看直播让他度过失恋期，从情感的失落者转变成情感的收获者;个案2则一次性花10万元为女主播刷“200个火箭”，此举让他心生“富二代”的感觉;个案31表示打赏男主播时感觉释放了很多压力。在网络直播空间打赏者的身份漂浮不定，在边缘与中心来回切换，一方面通过打赏虚构成一个优越地位，主播的感激与夸赞有助于打赏者走向众人膜拜的时刻;另一方面打赏者也可以选择退出，进出不同的网络直播空间，如“萝莉变大妈”直播事件中榜一直接弃榜，甚至注销账号。在网络空间，个人的身份再生产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完成，打赏行为就如同“花钱坐在前排一样”，打赏再生产身份的自我补偿表现为每个直播间为打赏高的用户设计特殊的展示位，高等级用户可享有直播间虚拟座驾和嘉宾席等特权，进入直播间即可彰显实力。每一次打赏尤其是大额打赏都会有特色特效，动画特效有助于营造现场气氛，迎合打赏者的身份，直接刺激其他用户更多消费。诸如此类行为会产生“失之社会，得之网络”的后果。

六、结语

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互动，网络直播作为新出现的一种社交互动形式，最大的特征就是互动双方重塑了一种情感秩序，将网络主播与网络观众置于复杂的情感场域之中。情感无疑是理解网络打赏现象的重要工具，正是情感在网络直播中的控制与卷入，共同建构了复杂的剧场表演场域，一步步将网络直播打赏推上高潮，呈现出“一个愿直播，一个愿打赏”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30余起典型案例为基础，根据互动双方的情感控制与卷入程度归纳出四种类型的网络礼物打赏类型，这四种打赏都受到主播在剧场表演的自恋消费与情感控制，打赏者受情感裹挟的经济投入重新定义身份秩序。一方面网络直播模糊了观众身份上的边界，建构精神层面的互动，网络直播盛宴的背后是网络主播与网民情感秩序的重构，情感的控制与卷入共同催生网络打赏现象;另一方面网络打赏为自我认同、地位的建构以及情感消费与身份的补偿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情感的失范。

合理的网络直播礼物打赏，部分满足了社会互动的情感需要，对于网络互动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但是，随着直播门槛的下降，人人直播蔚然成风，这势必会加剧直播双方在人气与礼物之间的竞争，为了让观众买单，直播低俗化、同质化现象日益突出。针对网络直播出现的拼颜值、拼尺度打赏乱象，加强直播双方的情感控制至关重要。一是从打赏群体来看，由于青少年是网络打赏的大军，因此，首先要加强青少年观众的限制性打赏，从技术层面对打赏的金额与频率做出限制，避免其出现“失控的打赏”。如部分直播平台已经针对未成年人开启家长控制模式。其次从青少年的社会化出发，成功的社会化是促使情感的社会控制内化为自我控制，应从家庭、学校、传媒等社会化主体加强对青少年正确引导，真正做到“打赏有度”。同时，针对会计群体的不良打赏现象，应从制度上加强对资金的监控。二是从打赏平台来看，政府应强化对于网络直播的监管，重拳打击违规直播行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直播环境。

总之，网络直播空间作为公共互动空间，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满足网络互动的同时，也存在不合理的消费。研究网络直播打赏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引导青少年培养积极的情感体验并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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