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社会,是谁改变了谁?
2020-06-25 02: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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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腾云

作者 | 贺久恒 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

作者 | 杨舒迤 伯克利亚洲研究生

越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越容易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即认为科技发展的车轮始终滚滚向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问题交给科学家与工程师,然后静候佳音。

但现实绝非那样简单。即便是被证实对人类福祉有巨大助益的科技发明,在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依然会受到社会性因素影响,“偏离”原有轨迹,甚至走回头路。

让我们从三个小故事说起。

自行车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可能会想到两个答案。第一种,可能是一位天才式的工程师灵光乍现,然后把自行车创造了出来。就像人们常说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第二种,自行车从发明至今经历了一条线性发展的过程:从过去的简陋、低速的自行车,一路演进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

这两个答案都错了。

在故事的开始,确实有一位工程师灵光乍现:1817年,一位名叫德莱斯的德国工程师首先设计出了用以代步两轮小车,这辆车没有链条传动和脚蹬,需要依靠驾驶者双腿蹬地提供动力。如下图所示。

随后,自行车确实也经历了一路向前发展的故事:1840年,苏格兰的一位铁匠麦克米兰改进了德莱斯的自行车。他通过曲柄将脚蹬和车轮联动起来,驾驶者可以通过蹬踏脚蹬为自行车提供动力,自此现代自行车的雏形已经出现。

此时的自行车已经和现代自行车具备了相似的外形,只不过传动方式是曲柄传动而不是链条传动。如下图所示。

但突然间,自行车演进到了一个神奇的阶段。

1869年,法国工程师尤金·迈耶大幅改进了自行车的原有设计,去除了原有的曲柄传动设计,将前轮增大许多,这大幅提高自行车的速度,随之提升的还有危险程度。自行车变成了下图这个样子。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前轮?难道尤金·迈耶单纯是出自个人的喜好,所以才设计出了这样危险又难以控制的自行车吗?

答案并不这样简单。

科学与技术研究(STS)学者特雷弗·平奇和维比·贝克这样回答:自行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演变,是因为当时自行车的主要使用者是欧洲的年轻男性贵族,对于他们而言,自行车并不是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一种彰显男性气概的冒险运动。他们考察了当时的新闻报道、自行车杂志等大量同时期文献,这些文献证实了彼时大众对于自行车的理解与今天完全不同。

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自行车是一种相对安全、十分常见的代步工具。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它却被视作是一种彰显勇气和力量,同时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贵族玩具。

于是,迈耶的设计就顺理成章了:自行车的使用者需要用更高的车轮和更快的速度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安全性和舒适性自然也就不需要额外考虑了。反而只有更危险的设计,才会更加受到自行车使用者的欢迎。

直到1885年,英国的机械工程师约翰·斯塔利(John Kemp Starley)在设计出了前后轮尺寸相同的安全自行车,同时安装上刹车装置,大大提高了自行车的安全性,从此成为自行车设计的主流。

斯塔利的设计是怎样被欧洲年轻贵族接受,进而在短时间内成为自行车设计的主流呢?尤金·迈耶的设计又为什么逐渐消失了呢?

STS学者认为,斯塔利安全自行车和迈耶的高轮自行车之间的竞争持续了许多年,最终结束这场竞争的关键是:橡胶充气轮胎的发明。

爱尔兰人约翰·邓禄普在1888年发明了充气橡胶轮胎,它相比于过去的自行车轮胎有两大优势:第一,充气轮胎大大降低了滚动摩擦力,使得骑行速度明显提升;第二,充气轮胎的减震功能也十分出色,使得行驶舒适性也得到大幅提升。

最初,19世纪末的欧洲贵族们并没有意识到充气轮胎速度上的优越性,他们嘲笑邓禄普的轮胎设计“像是香肠一样丑陋”。但当他们在竞速比赛中被使用充气轮胎的自行车手远远甩在身后时,他们终于意识到其价值。欧洲平民也意识到了自行车并不只意味着危险与颠簸。装载充气橡胶轮胎提高了安全性与行驶体验,使自行车变成了安全的代步工具。

终于,邓禄普的充气轮胎终结了迈耶高轮自行车的黄金时代,而斯塔利的安全自行车为现代自行车奠定了设计基础。

这是第一则故事。

不受欢迎的“疫苗”

麻疹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疾病。

在1963年引入麻疹疫苗和广泛接种疫苗之前,麻疹每年估计造成260万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年至2017年期间,麻疹疫苗接种工作致使全球麻疹死亡下降了80%。在许多发达地区,麻疹已经成为了历史。

但就在2015年春天,在美国绝迹多年的麻疹死灰复燃,造成了12年来第一例儿童死亡。在英国,儿童麻疹的发病率也重新抬头。

英美等国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麻疹的发病率与儿童接种疫苗的普及率成反比,换句话说,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数量越多,麻疹的发病率越高。

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与“反疫苗接种运动”直接有关。我们不禁要问,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已足够证明接种疫苗对麻疹防治的显著效果,怎么还会有人“走回头路”?

提起疫苗,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疫苗在过去几十年间极大改变了人类的健康状况。事实确实如此,但我们容易忽视的是:反对疫苗的声音,自疫苗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今天,这样的声音在被社交媒体放大后比以往带来了更严峻的影响。

1853年,英国颁布律法,要求对三个月以下的婴儿进行强制疫苗接种。一部分信仰自由主义的民众认为,这个律法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权。宗教组织认为传染病是上帝的惩罚,疫苗是反抗上帝的行为。有组织的反疫苗行为由此开始。

1902年,美国麻省州水痘爆发,剑桥市政府要求强制疫苗,一名男子以疫苗的副作用和自由主义精神为由反对,这个法案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给予各州强制疫苗接种的立法权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群体认为任何和个人身体的决定都应该是尊重个人选择,不被法律限制的:国家可以提供指导,但不能代替个人做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没有强制性在全国开展疫苗接种,而是把决定权交给了各州政府。

1982年,NBC发布纪录片《DPT: Vaccine Roulette》,揭露百日咳疫苗和癫痫之间可能有的联系;1998年,英国肠胃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1998年2月在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把三种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起来。

这篇论文激起了轩然大波,在西方世界催生了一场公共健康安全的大恐慌。好莱坞明星吉姆·凱瑞(Jim Carrey)等名人声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父母因此拒绝或者推迟让孩子接受MMR疫苗,使得英美等国儿童患麻疹等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

许多医学专家撰文驳斥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没有数据和临床支持,缺乏科学道德,连最初13名共同署名的作者中的10人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2004年3月,《柳叶刀》以证明韦克菲尔德弄虚作假为由撤销了这篇论文并道歉。2011年,英国医学委员会开除了韦克菲尔德的行医资格,并建议对他以前发表的所有论文重新审查。

但为时已晚。至今,仍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医学专业人士,相信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并为他鸣冤叫屈。

这三个事件奠定了当代反疫苗运动(”AntiVaxxer”)的基础。2019年,WHO把“反疫苗运动”列进公共健康十大危险因素。

这是第二则故事。

“人工·人工智能”

当提到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人们往往认为,此类前沿领域是只属于顶尖计算机科学家的世界,在大规模使用之前,社会性因素并不会影响到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

但事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然离不开计算机科学家们的努力,但它早已深深嵌入社会秩序的大背景中。

华人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最知名的工作之一,就是建立起了ImageNet项目。该项目为后来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创造了一个大型视觉数据库,使得许多机器学习项目有了现成的训练数据。ImageNet目前具备1400多万张图像,同时还为每张图像提供了标签以描述其中的对象,以及2万多个典型对象类别。

这些标签和类别是如何被编码到数据库中的呢?

1400多万图片由一个个人类编码员逐个进行编码,他们的工作就是打开一张图片,输入图片中的对象是什么。这项工作非常繁琐耗时,以至于这些编码员有一个外号叫做“人工·人工智能”(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像是人工智能在可见的未来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机器学习又无从谈起。

为了不断扩大数据库的规模, ImageNet平均每年要雇佣20000到30000人进行人力图像识别,而这些编码员几乎都是从亚马逊众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雇佣的。他们的平均薪水远低于美国联邦法定工资(7美元/小时)。许多turker(从事亚马逊众包工作者的称呼)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往往是因为自身不具备工作技能和教育背景,只有这样简单又重复的工作能为他们带来收入。

几乎没有人会将高大上的人工智能研究与那些蜗居在家中、平均每分钟处理50张图片的社会底层劳动者联系在一起。

由此引发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导致数据库的编码和标签出现偏见?答案或许是肯定的。那么,如何保证数据库的质量?

去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 (Stanford 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 。这个研究所由李飞飞和哲学家John Etchemendy共同领导,参与者包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等。

李飞飞和Etchemendy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都在为进入一个我们正在建设的新世界而冒着风险。作为这项新技术的创造者,我们的集体责任是指导人工智能,使其对我们的星球、国家、社区,家庭和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至此,第三个故事也讲完了。

科技&社会:谁改变了谁?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同样的科技发明可能会对不同社会群体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欧洲年轻贵族们把自行车看作是一种冒险运动,而普通人则把自行车看作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些非技术性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让自行车在十余年时间里演进成出一种奇怪的模样。而在充气轮胎发明后,新的科技又将自行车带回“正轨”。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反疫苗”人群。事实上,在疫苗诞生的200年之后,这场运动借助社交媒体扩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们加入“反疫苗接种运动”的原因,既有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也有对疫苗潜在副作用的担心(加之疾病发病率下降迅速,人们对病痛的记忆不再新鲜,对疫苗副作用的恐惧取代了对患病的担忧)。除了悠久的宗教因素,还有社交媒体、名人效应的影响。

相较于一百多年前的自行车,现代科技的社会建构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往往隐蔽在复杂的技术名词和媒体宣传的背后。我们常常忽视了那些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与技术相互交织的社会因素。

科技发展史就是科技和社会相互影响的历史。

当我们谈论科技发展时,从来不应该忽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当我们审视一项科技的未来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社会、法律、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力。

只有当我们打破线性的、辉格史式的叙述时,我们才会发现:科技的发展并非如车轮一般滚滚前进,社会性的因素不断建构出科技的发展路径。同时,技术物的发展并不完全决定于那些天才式的工程师与科学家,相反,社会性的因素在不断地影响看似理性的技术物的演进。

正如科学与技术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时常提到的比喻:社会、科学与技术就像处于一张无形之网(seemless web)中。科学与技术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相反,它深刻地嵌入在这张无形之网中。科技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变革,同时社会性的因素(诸如社会阶层、政治与性别等等)也根植在科学与技术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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