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 人类会进入“算计”时代吗: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 | “媒介技术驱动下的人类文明:转型
2020-08-02 08: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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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进入“算计”时代吗: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

陈龙 |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原题《文化转型:开启以数据为中心的媒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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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教授

数字传播:裹挟式的文明转型

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数字文明,是一种以全息文化为终极形态的文明,它是一种谋求与我们的生活高度逼真、高度同步的文化存在。这种文明转型是一种动态过程,其产生的不适将是长期的。进入新世纪,视觉文化转型已经为这场变革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一切语言为中心的建构都将烟消云散。即使是所谓融媒体、全媒体概念也只是一种阶段性存在。算法介入社会运作机制,智能化传播将成为主要传播形式,一切按智能网络程序进行,每个信息以及每个信息接受者都在这个智能网络中生存。未来数据不一定存储在Twitter、Facebook、腾讯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而是可能保存在一个公共的区块链中,个人信息传播行为被区块链记录。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机器将代替人处理并记录数据,根据个人行为轨迹进行判断和处理,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数据使用,区块链促成新型契约关系的形成。从趋势上看,未来算法和机器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机器控制文化生产,个人身处这种文化环境中身不由己,被裹挟着向前迈进,并逐步适应这个格局。

Web3.0即大数据时代,以算法为基本运作框架,以网络化和个性化为特征,通过各种程序整合提供更多人工智能服务,其自由度和影响力均非传统传播形式可以比拟。在此意义上,贝克所说的“再造政治”,吉登斯说的“后传统社会”,均可成为现实,技术上开启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技术科学可以科学地解构并技术地僭越人、动物、物之间本体论意义上的界限,人的生命自身也可以客体化、专利化、商品化。巴西学者弗里德里克·范登伯格(Frederic Vandenberghe)将当前的社会变革归结为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三大革命。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干涉,一起构筑技术资本主义文明。在三大革命性变革的推动下,人类或许进化到全新的状态。在范登伯格看来,这种疯狂的变化也许是一种福音,但也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转型是全方位、全社会的转型,这一趋势波涛汹涌、势不可挡。

从模糊劝服到“算计”传播

言必称数据是我们当下的一种文化时尚。今天,所有的“记录”结果甚至包括文字都被统称为数据。这其中暗含的逻辑是,数据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是人类对事物进行测量的结果,是作为“量”而存在的数据,可以称为“量数”;而今天的文字照片、视频、音频等不是源于测量而是源于对周围环境的记录,是作为一种证据而存在的,可以称为“据数”。量数和据数,在今天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以“比特”为单位进行存储。16世纪的量数爆炸,提升了人类科学研究和管理的水平;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行动的网络化,被“普适记录”的据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由此开启人类历史的全新描述方式,其规模和细致程度前所未有。存储在网络系统中的“据数”渐渐成为一种资源。大数据热的兴起,源于对“据数”的商业开发和利用,源于它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商业驱使的大数据互联网应用是革命性的,但劝服目标仍然是传播的主轴。大众传播时代由于不清楚受众到底在哪,数量有多少,他们总体形貌是什么,受众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模糊描述,因而劝服传播更多依赖传播艺术和表达技巧。在数字传播时代,这种模式被算法技术所取代,精确计算、精准传播,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模式。然而,争取人心、影响公众的劝服模式没有改变。应该说,自大众传媒诞生起,人们一直在试图谋求运用传媒控制人心,事实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播刚刚崛起,劝服传播在广告推广、政治宣传方面显示出奇效,“魔弹论”就是这种范式的最初印象。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传媒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政治人物熟稔于运用传媒操控选民、影响社会。人们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操控受众的欲望从未消失,在网络时代又有了新的特点,谋求政治操控和商业上的垄断就是一种新动向。算法运用的常态化使得以“算计”为形式的传播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算计”式的传播主要是算计什么?当人类信息传播、信息沟通全部集中到社交网络时,算法就成了数字媒体时代的重要工具。于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就构成了“算法传播”模式,它基于分析深度学习中卷积神经网络基本原理,建构和运用基本模型和运算方法,能够通过用户反馈的浏览、转发、评论、点赞等痕迹数据,运用数字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偏好特征等相关信息,自动完成对用户特征的“画像”,并依据这种“画像”,对用户目标进行精准锁定。因此,算法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劝服传播理念和模式,把劝服传播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算法工作的核心变成了对受众(用户)的算计。劝服传播就变成了“算计传播”,目标还是为了争取大众。无论是政治选举的选民,还是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他们的行为据数都成为网络数据公司挖掘、分析的对象,而当AI将数字工业规模化应用于政商传播以攫取相关利益时,真正意义上操控传播的时代就到来了。

数字殖民:技术“算计”下的个体异化

在大众传播时代,“受众”(audiences)是一个集合概念,传播影响的是一个社会整体,大众传播针对的永远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在智媒传播时代,“受众”被“用户”概念所取代,用户成为传播的服务对象,因此,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存在。以用户个体为对象的传播,是以“算计”个体为特征的,个体长期“便捷地”获得某些信息,被某些信息培养并最终异化,这个过程类似“信息茧房”,实际是将个体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个人则容易进入信息孤岛。数字操控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其预定目标。

马克·波斯特指出:“信息方式下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就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形成(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在数字文明时代,媒体对个人的操控表现为对象征符号和对数字算法两个领域的操纵,前者是内容层面的,后者是技术层面的。社会中的个体成为各种网络机构捕猎的目标,当个人数据成为一种新的资源,无论是商业资源还是管理资源。但事实上,这种资源开发逻辑与历史殖民主义的“文明”计划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尼克·库尔德利与尤利西斯·梅西亚斯指出:“各类应用程序和数字平台抓取人们的生活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数据,这些数据被用于喂养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卖回给消费者。数据殖民是一种对人类生活有害的新社会秩序。”个人的日常生活流以数据的形式被重新调配与呈现,形成了新时代的数据殖民。应该说,库尔德利的数据殖民思想借用了后殖民主义的一些观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算法内嵌的价值观和影视文化内嵌的价值观一样会导致社会偏见,算法逻辑的自动化也带来了人类社会评价标签的化约。“数据正全面侵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将其抽象为可供资本借用的标准商品形式。”伴随着日常生活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个体被操控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国家力量已经不可能完全左右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有机社会了,相反,越来越多的公共功能在向私人公司、社会机构转移。被集成到互联网公司平台上的各种公共服务功能,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牢牢锁定个体,窥视个体,算计个体,培养个体,最终个体成为赤裸的“小白鼠”。个体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一切尽在掌握中,下一步就是支配个体去行动,于是,精神世界的被殖民是不可避免了。

数字崇拜与新型文化资本的生成

数字文明时代,通过记录赋能,个人会成为高能个体,一个具备数据意识、数据头脑和数据技能的数据公民更容易获得成功。数字崇拜、数据崇拜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社会趋势。人们会在知识传授过程中被客体化,因为知识在社会中的传播存在支配结构。布尔迪厄试图揭开支配结构再生产的面纱,他重视社会秩序被正当化的方式,认为它并非一种刻意宣传所造成的后果,而是行动者将知觉与认识的结构应用于世界的客观结构。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文化生产,在国家制度和行动者的推动下久而久之会引发社会支配结构再生产,导致权力关系的变异,一旦数字技术类似文凭形式的文化资本被承认,权利与支配关系就不再直接存在于个体之间,它们将变成客观机制。因此,支配者发展出来的支配策略会变得愈来愈间接和隐而不彰。当书写文字发明后,社会交往需要人们掌握读写能力; 电报的发明,要求使用者必须掌握摩尔斯密码; 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也要求我们必须先掌握电脑的使用技能……而当数字传播技术发明后,不了解数字传播,那么就无法避免“后真相”的危害。在消费社会,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资本出现了。新技术文化资本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资本概念,成为一种社会新宠。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资本,必然体现如下发展趋势:

首先,新的历史叙事模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数据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意味着普适记录时代靠神话迷思统治世界很难,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新模式诞生了,数据记录可以祛魅。作为新生力量,数据正在改变公序良俗乃至文化信仰,形成新的规则。

其次,算法成为衡量传播力的重要因素。新型媒介文化形态是在算法竞争中开启的,当算法等数字技术与政治利益、商业利益挂钩,竞争必然在争夺用户中展开。在幂律分布的节点网格中,人人谋求数字操控,必然导致意见博弈、思想博弈,这将成为常态。算法传播的竞争既包括了算力大小,也包括了算法设计,媒介机构的传播实力取决于这些新型文化资本。

再次,算法将推动媒介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因为算力强大,普通人一天只能下三盘棋,而AlphaGo一天可以自我对弈三万局。互联网把记录的颗粒度和细致程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划时代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人类知识世界的版图。在这个版图中,文化本身降格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为了推销商品,“算计”将成为长期存在的传播策略,体现在传播的全过程中。

数字革命刚刚开始,正处在进程中,文化转型中如何摆脱身不由己的状态,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文化主体性状态中,是否还存在主体性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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