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传播研究

全球化带来经济环境变化，信息化促进社会效率提升，组织结构向网络形态发展演化。智能化时代网络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系统信息机制的再造，具体体现为自动适应机制、主动响应机制与闭环反馈机制的构建。智能时代网络治理的发展演进呈现四个主要趋势：一是数据海量化，大数据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利用。二是治理自组织化与自适应化，网络治理向着广泛参与的民主化方向演进。三是模型化与自动进化，在过程中不断改进治理机制本身。四是决策前瞻化，网络治理的决策与控制面向未来。

互联网的崛起扩张了现实世界的连接性，重构了人类社会信息交互的基本规则，给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模式带来了深刻影响。全球化催生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信息化促成社会效率的提升，社会与组织结构向着网络形态发展演化。在此背景下，对网络治理模式及机制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治理将技术网络、社会网络、组织网络三者纳入研究的范畴。[1]网络治理的基础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成为网络组织运行的基础设施与平台，而真实存在的社会人是使用网络的主体，因此，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应植根于现实社会。加拿大学者伯尔尼提出了网络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数字化的复杂网络通信与信息管理以及传播技术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沟通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设施；二是通过各种基础网络组合，信息的产生和流通方式得到优化，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得以重构，而人类的活动可以跨越宽广的空间重新设计和彼此关联。我国显然已经具备了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2]网络形态成为组织结构的普遍常态。同时，网络社会的崛起引发社会空间分化为三种基本形态：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在场的网络空间、缺场的网络空间。[3]网络治理成为这三者实现有效交互协同的重要途径。

网络的本质是节点以及节点间组织关系构成的复杂系统，而网络治理可视为确保这个系统实现有效运行的机制总和。从某种意义而言，网络既是进行组织与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治理的对象本身。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促使组织与社会信息化的进程进入高级阶段，智能化也将进一步优化网络治理的模式，提升网络治理的效率，其中最为显著的作用就在于重构了网络治理的信息机制。

本文在分析现阶段我国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性、社会治理转型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组织的网络化程度与信息机制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智能技术的基本功能揭示智能化对网络治理信息机制的重构以及智能化时代网络治理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方向。

一 网络时代的组织结构与治理模式

组织治理是使组织资源所有者实现协同配合的制度设计，其本质是对组织内部权力和信息实现有效配置的基本过程。对组织构成形态的定位无疑是组织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信息时代，网络化已经成为组织和社会构成的基本形式。网络治理也日益成为组织与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

（一）科层式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

“管制”和“治理”都是对组织进行管理控制的具体方式。“管制”侧重于规制与约束，而“治理”既需要硬性的规则与控制，也强调柔性的协同与疏导。在信息时代，治理应该更加注重“治理”而非“管制”。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机构或个人作为共同体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得不同利益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实现调和，并得以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4]治理是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制度安排，当规制出现与外部环境不匹配或是系统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从而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那些机制。可见，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包括作为治理对象的组织与个体、其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约束和规范治理主体与对象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因此，治理的实现本质上是一个过程，通过对权力结构施加影响与控制，实现整体的协调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的有序互动。[5]治理效能就是这种互动过程有序程度的反映。从世界银行组织每年发布的世界各国六项社会 治理指数的变迁来看(见图 1)，中国的“政府效能”指数连续明显优于大多数国家，并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腐败控制”指数持续上升，略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社会稳定”、“监管质量”、“法治”的指标排名比较稳定；“民众参与”水平则明显低于国际，并且在长达十余年的跨度中，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这反映出在中国社会治理中，政府治理手段是基本有效的，但各方参与的力量并不平衡，社会性力量的参与程度显得不足。此现象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结构的网络化程度较低，权力和信息资源在组织内分布不均衡，造成社会性力量对于总体决策的参与性不足；二是缺乏信息的交互与反馈机制，我国社会治理系统中的信息缺乏足够的自下而上式的识别与整合。传统的科层式结构仍然在总体上占主导地位。

图一 中国治理指数变化趋势

马克斯·韦伯深刻地洞见到组织结构形成于人际间的协作和相互影响以及在内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下所呈现出的秩序性。传统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强调管理层的权威与控制，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具有明确的分工，组织运行按照明确的规则和制度，职权遵从一定的层级性。科层式组织存在几个显著的缺陷：一是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灵活性，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二是科层结构相对刻板，存在路径依赖，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环境；三是存在帕金森效应，倾向于低效率膨胀，导致组织中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四是容易形成权力固化，排斥民主参与。科层制导致的资源分布不平等已成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汪丁丁所言，基于科层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结构造成资源和利润呈现幂率分布，广泛意义上的不均衡趋势使公平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公平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民众对信息对称性和透明性的需求。[6]

信息机制承担着组织内部实现有效协作和相互影响的重要职能，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也体现为对于信息资源的配置。科层制的决策信息自顶向下流动，逐层传达。在信息技术、互联网对社会环境进行深刻重塑的现代，科层结构无论在公共管理还是在企业管理领域都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生存必将出现四个改变人类社会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而网络化会造成传统集权式组织结构的瓦解。[7]只有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兼具灵活协作性以及互动性的有效信息机制才能适应环境变化，解决复杂治理的问题。与此同时，信息化带来的社会剧变驱使治理模式向着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网络治理模式转型。因此，信息机制的重构是伴随信息时代组织结构转型与治理转型的必然趋势。

（二）网络治理的基本内涵与结构特征

网络组织的形式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存在，具有节点、节点间联系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结构的系统都可以称为网络。信息化扩展了组织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整合并再造了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对组织结构带来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层级上使得传统科层组织变得扁平，提升了组织每个节点管理控制的幅度。第二，在组织的边界上具有一种双向作用机制，[8]组织的边界可由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及在市场中交易成本的均衡点来确定；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造成内部协调成本以及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而组织边界是扩张还是收缩取决于哪种成本下降更快。当内部协调成本下降更快时，组织边界变大；反之，组织边界变小，导致组织规模向“大者更大，专者更专”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组织内部不同层级节点间增加了连接，使得组织向着网络化的结构演进，并且持续提升了组织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的能力。这些都进一步促进基于网络化的治理成为组织治理机制优化选择的备选方案。[9]

网络治理是网络组织中关键资源的所有者基于网络组织结构、围绕协作目标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以及管理安排的过程。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网络治理的概念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于网络型结构组织的治理，主要存在于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的合作关系中，是组织和个体之间联结或社会连接嵌入所构成的关系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二是对于在互联网场域内所形成的网络社会的治理。这二者在治理的对象和规模上有所差异，但在信息时代却存在显著的共性，即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实现网络中各节点的有效信息交互，从而解决网络治理所要求的众多行动主体间效率与协同性的问题。[10]广泛存在的互联网，无疑是开展和实施治理工作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场域。对于治理而言，组织与社会系统中成员的参与是形成网络的根本条件。[11]从某种意义来看，社会网络系统本身与治理在概念上具有同一性，网络治理最为外在化地体现了治理的本质与特征，[12]治理的根本在于形成某种稳定的网络结构。

由信息化所催生的网络治理具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网络中的每一个主体都需要承担治理的责任，只要在治理过程中行使权力并获得其他主体的认可，都可能在某个领域成为权力的中心。二是治理权力多极化。网络形态具有多个中心，治理的主体之间处于互动与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关系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三是治理形式多样化。网络治理是协同性治理，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各主体间通过多样化的机制协调相互间关系，并对处于核心地位的治理主体权力适时进行控制与选择。

二 信息机制实现网络协同治理

网络治理意味着治理的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认同的网络，[13]意味着需要将整体观、系统观、平衡观这三个基本观念纳入治理的逻辑。网络治理的根本对象需要落实到人。组织对于成员相互间协同与配合的要求，需要行为人达成主观意愿上的认同，从而在成员间形成行为与预期相一致的稳定的激励、制约以及影响力结构。然而，网络治理并非组织主体间信任基础上的自主治理，其治理的本质也是一种权力的依赖关系。[14]组织权力的配置由主体资源、组织结构以及制度规制三个维度构成，[15]这三个维度的完善程度反映出治理体系整体的成熟程度。

更为抽象的，组织权力的配置等同于网络中各个节点对于信息的感知、理解及控制，从而获得不同程度的信息权力。通过信息的流通与交互形成配合，基于信息的区隔与控制形成权力。因此，网络治理对于组织权力协调与控制的根本在于对信息资源的配置。

相对于科层组织而言，网络型组织中权力的分布相对分散，但由影响力分布不均带来的权力的非对称与不平衡在网络组织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意味着网络治理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其治理机制能否保证合作各方有强大的动机不利用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契约去破坏合作并试图谋取私利。网络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保持组织治理的平衡，实现参与者间合作的协同性；二是治理机制需要能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构建合理的信息机制是网络治理行之有效的保证。

科层组织向网络组织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凡勃仑社会系统的技术——制度二分演进逻辑，组织的网络化随信息技术的渗透而推进，相应的治理机制也处于共生演进之中。治理水平的高低与组织体系发育程度密切相关。[16]组织的发育程度可由组织网络化的程度、网络治理体系的成熟度两个维度的指标来衡量。组织所采用的信息机制与这两个指标紧密相关。为了说明网络治理体系与信息机制的关系，尤其是在治理体系的不同成熟程度下网络治理所对应采用的信息机制，笔者选取“组织的网络化程度”与“治理体系的成熟度”两个维度，并将每个维度划分为“高”、“ 低” 两个层次，两个维度的不同层次进行组合(见图 2)。

图二 网络组织发育度对应信息类型示意图

当网络化程度较低且治理体系的成熟度也较低时，组织类似于传统的科层式结构，组织中控制信息的流通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机制，同一层级之间信息交互性较差。当网络化程度较高时，单纯的信息传递机制无法满足组织中主体沟通协作的需要，因此在成熟度高的治理体系中，信息机制必然以全交互的形式运行。当组织的网络化程度较高但治理体系的成熟度较低时，即使治理主体间存在信息通路，他们受制于机制的局限，依然无法充分地 完成信息交换，不同层级间的信息特别是网络组织边缘层级的信息依然需要借助信息反馈机制才能有效地向核心层传达。此时，成熟度较高的治理体系除了类似于科层组织的传统信息传达路径外，更需要借助非指令性信息的反馈系统，才能实现高的治理效能。此外，当组织的网络化程度较低时，只有具备合理的信息反馈机制，治理体系才能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信息反馈机制比信息传递机制更能适应环境的多变性，而信息的全交互机制反映了现代社会 高度信息化状态下，智能化广泛应用于网络治理时信息机制所呈现的高级形态。

三 网络治理信息机制的智能化创新

信息化是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科技红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得到广泛运用，信息化向着智能化演进。[17]智能化致力于模拟人的思维模式，综合运用现代信息处理、计算机通信网络、智能控制、大数据等技术，以解决某一个方面的具体应用问题。智能化不仅为网络治理提供了技术工具，而且在智能技术被广泛采纳的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并改进网络治理的模式。智能化重构网络治理的信息机制在于对治理信息的利用、响应以及控制模式的改进与再造，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机制的构建。

（一）自动适应机制：自动实时响应环境变化

智能化是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智能系统是具有思维层、感知层、行为层等多种特性的系统。智能化的优势体现在其对环境的自动实时响应。一是高效而敏锐地获取信息，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智能系统可以实时提取海量数据，以复杂的算法进行加工处理，并获得相应的决策信息。此功能类似于人类的感知能力。二是对信息进行对比、分析、计算、判断以及综合、联想、推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决策。这类似于人类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三是不断优化自身处理信息的模式，智能化技术具有学习能力，在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效率，积累知识和经验，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四是快速反应的能力，智能系统能够实时响应外界的信息输入，形成判断，做出反应，并传达相应的调控信息。

智能化的网络治理能够实时而高效地自动响应环境的变化，增强网络组织节点间的连接性、组织对于环境信息的自适应性，从而优化网络组织的信息模式。智能化在大大提升组织信息流通效率的同时，使得对组织信息的处理能够及时适应环境变化，迅速形成合理判断，并对未来的发展变化做出适当预测。基于智能化，网络治理的信息机制还能够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知识与经验，不断进化。

（二）主动响应机制：识别与控制决策信息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正常运行的网络系统由具备信息传递能力的活性结点构成。网络治理的对象可以抽象为结点以及结点相互间的连接模式。网络的有效治理在于使网络中的结点以及结点间的连接方式从整体上最大化，从而涌现出优化的秩序。因此，优化结点的连接模式以及相应连接模式之上的信息传递机制，是网络治理的核心问题。网络治理要求各个结点作为决策主体在治理单元中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及相应的决策权，在相互间关系的作用下，做出协调一致的决策。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治理，需要对海量信息进行判断、加工与处理。信息的对称性和完全性成为网络治理的首要问题。将智能技术的优势运用于网络治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信息对称的问题：一是信息传递有效，能够全面、及时、准确、无偏差地获取信息，并传递到网络中的相应结点。二是支撑决策有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面对海量数据进行判断，精准地提炼出决策信息，是对网络治理主体能力与智慧的考验。智能技术的快速存取、快速加工，可以解决信息有效传递的问题。辅助决策功能会成为网络治理主体信息智能的补充，从而提升判断的准确性以及决策的效率。

在公共事务领域，信息化治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发布平台，提供政务信息，方便市民获取各类信息。第二阶段是服务工具，借助网络提供服务，协助信息交互，促进业务往来，提高效率。第三阶段是网络成为政务互动的主要工具，网络治理开始向公共政策领域渗透，网民借助网络可以参与政务的决策过程。前两个阶段属于网络治理的基础和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属于高级和成熟阶段，代表着网络治理在在线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中的应用。然而，当前世界各国现有的电子政务都普遍缺乏民众的参与，即使在电子政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英美，也只是更多强调市民对决策议题的知情，而实际决策的参与情况却处于较低的水平。[18]正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关于直接民主的梦想——让所有的市民在同一时间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伟大时刻，即使到了信息化发达的现阶段仍然是一种理想。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网络成为汇集信息、交流观点态度、集合民意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治理者对民众施加影响的重要阵地。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新任总统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对智能化竞选方案的运用，以及在美国各大网络社交媒体开展的系列活动。[19]智能化对于社会网络治理模式的创新有可能让卢梭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因为民众对于治理的参与依赖于参与方式的便捷性，智能化能够主动获取民意，并进行精准的分析判断。因此，智能化的网络治理背后蕴含着从被动传达向主动获取加总民意的可能性。智能化相当于为网络治理提供了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成为组织和社会系统的识别机制、检测机制、调解机制和预测机制。

（三）闭环反馈机制：构建治理系统信息反馈器

根据控制机制的不同，系统控制理论将系统划分为“开环系统”与“闭环系统”。相应的协调控制机制即是“开环机制”与“闭环机制”，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系统中信息以及控制流程模式的区别。

开环是一种前向机制，没有反馈通道。开环系统的控制在决策信息下达的时候就已完成。传统的组织治理模式由高层（或称决策层）制定并提出组织的战略、目标、规则、计划、指令等，而后这些管理控制信息逐层下达，最终落实到每一层级上的每一个节点来执行，类似于开环机制。虽然组织在制定决策时也会进行相应的调研，从下层收集情报、意见和建议。在执行的过程中，组织也能够获得相应反馈。但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难以避免，而所谓的调研和反馈对于组织治理的实际影响甚微。

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将现实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信息整合到网络空间，海量的数据通过互联网传送，人类在各个领域产生的信息都被记录在网络中。1992年，人类每天传送的数据量是 100GB，预计到2020年，人类传送的数据将达到每秒 61000GB。这些数据都与人类社会中群体与个体的行为、意向、需求以及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智能时代，这些海量数据所蕴含的深刻价值都可以被识别，并且快速向治理者反馈。同时，智能化对这数据施加影响，能够起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两个重要的时代演化趋势之中，一是“虚”与“实”交汇，即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的渗透；二是“东”与“西”融合，即东西方两个不同起源的文化传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在这场所谓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组织面临着剧烈的环境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极其复杂，缺乏有效信息反馈机制的治理系统难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只有不断地、适时地在特定节点输入相应的控制信息，系统才能够保持稳定。智能化无疑是提供这种反馈机制的有力手段，为组织与社会系统适时而精准地反馈环境与决策信息，并及时有效地向系统施加控制调解信息。将智能化应用于网络治理意味着原本的开环系统转化成为闭环系统，而智能化就发挥着闭环系统信息反馈器的作用。[20]

四 智能化网络治理的演进趋势

在信息时代，传统的组织治理模式面临着无法与所处环境有效协调适应的问题。科层式组织因其“开环”式的信息机制无法及时响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信息化推动组织结构向着网络化发展，网络治理成为社会与组织治理的重要形式。信息机制的改进与再造在网络治理体系的成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信息机制的发展演进是组织治理进化的重要体现。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将进一步促进网络治理的升级与进化，网络治理将向着更高效、更稳定、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智能化对于网络治理信息机制的重构体现为自动适应机制、主动响应机制、闭环反馈机制的引入。基于智能化的信息机制，智能时代网络治理的发展演进呈现四个主要趋势：一是数据海量化。大数据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利用，网络治理需要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各类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实时、精准、全面地洞悉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反馈网络系统的变化，识别组织成员的诉求，及时发现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治理自组织化与自适应化。智能化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组织中的信息成本，通过自动自发的方式反馈决策信息，同时为网络组织中各节点参与治理提供了机制保障，有利于组织治理向着广泛参与的民主化方向演进。三是模型化与自动进化。智能化能够自动优化治理模式，基于海量的治理数据，快速识别环境信息，通过智能技术建立各种治理模型以及信息反馈模型，并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改进模型和治理机制本身，实现治理模式的自动进化。四是决策前瞻化。基于海量的社会数据和人类行为与所处环境有效协调适应的问题。科层式组织因其“开环”式的信息机制无法及时响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信息化推动组织结构向着网络化发展，网络治理成为社会与组织治理的重要形式。信息机制的改进与再造在网络治理体系的成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信息机制的发展演进是组织治理进化的重要体现。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将进一步促进网络治理的升级与进化，网络治理将向着更高效、更稳定、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智能化对于网络治理信息机制的重构体现为自动适应机制、主动响应机制、闭环反馈机制的引入。基于智能化的信息机制，智能时代网络治理的发展演进呈现四个主要趋势：一是数据海量化。大数据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利用，网络治理需要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各类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实时、精准、全面地洞悉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反馈网络系统的变化，识别组织成员的诉求，及时发现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治理自组织化与自适应化。智能化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组织中的信息成本，通过自动自发的方式反馈决策信息，同时为网络组织中各节点参与治理提供了机制保障，有利于组织治理向着广泛参与的民主化方向演进。三是模型化与自动进化。智能化能够自动优化治理模式，基于海量的治理数据，快速识别环境信息，通过智能技术建立各种治理模型以及信息反馈模型，并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改进模型和治理机制本身，实现治理模式的自动进化。四是决策前瞻化。基于海量的社会数据和人类行为数据，治理机制能够预判诸多领域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准备与安排，使决策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

【注释】
[1] 李维安、林润辉、范建红:《网络治理研究前沿与述评》 ，《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5期。
[2] 周宏仁:《智能化使国家治理变“开环”为“闭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1日。
[3]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4]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2.
[5] 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 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6] 汪丁丁:《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9期。
[7]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
[8] 陈曦、李钢、贺景:《网络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构》，《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9] 王凤彬:《科层组织中的异层级化趋向———基于宝钢集团公司管理体制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
[10] 韩周、秦远建、王茤祥: 《中国企业协同创新网络治理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6年第1期。
[11] 郁建兴、王诗宗:《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12] 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76页。
[13] 刘作奎:《西方国家的网络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关于网络治理和民主关系的制度 解析》，《电子政务》2009 第7期。
[14] Giulio Palermo. Economic Power and the Firm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wo Conflicting Problem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0，Vol.34，No.3， pp.573-573.
[15] 王琴: 《网络治理的权力基础:一个跨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3期。
[16] 郁建兴、王诗宗:《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17] 杨学山：《信息化的核心是智能化》，《解放军报》2017年1月20日。
[18] 刘作奎:《西方国家的网络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关于网络治理和民主关系的制度 解析》，《电子政务》2009 第7期。杨学山:《信息化的核心是智能化》，《解放军报》2017 年1月20日。
[19] 孙永杰：《特朗普获胜:人工智能缘何是神话也是笑话?》，《通信世界》2016年第31期。
[20] 周宏仁:《智能化使国家治理变“开环”为“闭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1日。

本文作者：陈曦（云南大学商旅学院电子商务系讲师、硕士生导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