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胡正荣 李涵舒

深观察

文献卡片

# 编者按

伴随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急遽发展，“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新世界愈益切近。5G技术使媒介生产和信息消费产生超视频化、泛媒介化和强智能化三大趋势，加剧促动数字空间和实体社会的融合进程——人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演进历程，以及“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结构都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胡正荣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李涵舒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2期刊文，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万物互联时代的传播范式。万物互联致使媒介不断溢出其所属边界，延伸至传播主客交融动态群，将自身转化为图像思维范式，嵌入“日常生活化”的泛媒介与算法技术浪潮中。图像以崭新的话语生成方式，改变信息流动规模与量级，在视觉文化转向与传播媒介形态革新中，凸显媒介载体对信息传播松散耦合与分布式的交互协同关系。阐论图像传播范式及其谱系重构有益于改善视觉传播对传播理性的损害，创新性架构将促使视觉传播修辞范式完善进程，从秩序、表征、整合修正图像传播革新，以学科互涉的协作、流动，促动图像传播谱系重构从应然走向实然。

# 观点精粹

1

图像传播显著特征在于视觉图像打破了仪式中的艺术品独特的“灵晕”，并消解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深度思考，整合日常生活时空场域，使图像在内容传播上呈现日常化、碎片化趋势。

2

在“传播裂变”“读图悖论”“资讯泛滥”等隐忧下，单向或非连续性传播已成必然趋势，正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适宜的传播土壤，但知识形态可视化、传播单元网格化、深度阅读等语境消解，皆为人类认知与传播生态处于极具复调变化过程的隐喻实践。

3

数据和算法日益精准的背后，是强大的机器对人的劳动的全面控制与压榨，且不说被困于各大外卖平台算法之中的送单员，就连普通的网民，都俨然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分析对象，浏览与点击的偏好已成为数字画像的重要素材。

4

算法逻辑形成的“去中心化”的媒介场域，本身就成为一种无形控制的算法机器，人处于视觉文化场域之中，图像所展现的生活内容与图景，具有了一种“在场”的屏幕式的展示，已超出一般的亲和性，而沦为一种虚假的、琐碎的、过剩的泛化症候，揭示图像对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它不仅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且已与数字技术世界的结构组织相互支撑。

# 关键词

万物互联；图像传播；视觉范式；算法鸿沟

# 引用格式

①胡正荣，李涵舒.“数字在场”：社交媒体时代视觉图像的传播范式重构[J].传媒观察,2024(02):64-71.

②胡正荣，李涵舒. (2024).“数字在场”：社交媒体时代视觉图像的传播范式重构.传媒观察(02),64-71.

论文正文

伴随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急遽发展，“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新世界愈益切近。5G技术使媒介生产和信息消费产生超视频化、泛媒介化和强智能化三大趋势，加剧促动数字空间和实体社会的融合进程——人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演进历程，以及“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结构都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面对参与主体复杂多元、媒介融合加快分裂剧变以及数字链接与交互关系错综参差境况，视觉传播范式的转向对物-人关系以及传播场域中的主客二分具考察价值。因此，在“万物互联”视域下，以新近出现的社交平台热点为参照依托，解析不同图像的视觉表达逻辑，整合媒介技术、传播学史、视觉文化等研究领域，有益于探寻跨学科视觉话语差异与传播话语、技术权力间的内在关联，是探寻技术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流行逻辑的秘钥所在。

一、万物互联：

数字算法逻辑阐释

新技术时代，万物互联与人-机算法世界的传播逻辑亟待重构。5G技术进一步拓展数字媒介技术互动，万物互联的连接域不断拓宽，它以技术为中介，延伸至不支持互联网络的物理设备和日常物品，形塑物-人关系对话的平台思维以及数字媒介学语境——数字技术发展及物联网平台急遽崛起，导致印刷媒介语境与算法逻辑和传播境况全面转向。这确保未来媒体可在“万物互联”空间中无“时空阻碍”地连接和传播。而物联网基于大量的用户数据为用户的使用提供便利，将采集于用户的数据用于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这种看似自成体系的合理使用背后却面临着一个数字算法世界的建构及其逻辑自洽的问题。

一是万物互联对数字时代物-人关系的平台思维形塑。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技术变革与媒介转型导致的是技术、市场逻辑以人们习以为常的对话方式——平台思维潜行。这主要是基于技术改变了物-人关系的角度而言的，技术更新不仅改变传媒语境，也形塑万物互联场域的平台思维。而自海德格尔“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以来，图像表征场域中的话语建构，呈现技术对主体的叠加阐释与重构特性，数字技术亦不断嵌入网络主体建构，更是阐明数字时代新型物-人关系网格的裂变。

其一，“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象征着一种‘普遍联接’的‘万物重构’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促动视听感官为主的“视听治理”范型的转向，不论口语、印刷抑或机械复制时代，媒介技术沿其演化进程建构出不同的图像形态与视像表征。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微博、微信、抖音、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使主体表达面向新的技术语境和平台空间实现明显转向。而各类媒体形态，如短视频、微电影等冲击纸媒生存环境，不断形成新型社交、互动体系。因媒介形态多元与技术延展，图像符号呈现生产与增值趋势，而居于“媒介无处不在”语境中的主体，围绕社交媒介形成“图像社交”视觉传播实践，即从社会学视域探查到万物互联下的媒介逻辑的图像一隅，与数字算法逻辑发生深厚的内在关联。在这个彼此扭结、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传统“两分法”已不再适用，万物互联的平台思维渐趋形塑。

其二，万物互联改变了媒介融合时代的物-人关系。但人作为主体，创造社交网格中的各类数据，通过对数据搜集、爬梳、加工等技术处理，达成边沁所谓的“圆形监狱”式的网络监视，致使处于社交平台中的虚拟个体，被技术意识形态建构为消费主体，在数据算法的“信息茧房”中难以动弹。终端与网络的联结，极大丰富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也导致信息资源真假难辨，愈发复杂、混沌与非线性凸显。不同的媒介形态表征，如文字、图像或视频的自我展示，使视觉中心场域中的微观个体被围观，使得精英主义位移至民间立场。社交媒体作为平台载体，不断发酵信息，加速其流动与整合，从表层到内里，合力为“自上而下的整合力量”（阿多诺语），搭建起视觉互动传播的对话模型，受众难以对意识形态讯息进行有选择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理解。媒介技术发展受制于市场对利益的追逐，倾向于消费场域的建构，而传统传播学科所依傍的价值观念面临更为深刻的变化：功利性（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使处于知识不确定感中的学习者，被席卷至知识耦合松散的齿轮下；数据算法逻辑受制于科学主义，渐趋剥离往昔的人文因子，最终致使人无所适从，人不断追寻丰盛的物却被物所役，人机耦合加剧物-人关系的边界逐渐被消弭。

二是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无法完全解释“媒介是人的延伸”。尽管新媒体以其超时空、交互性、个性化等特性为传播中的主体赋能，但在算法逻辑中的缺点逐渐暴露。当波兹曼所谓的娱乐性媒介导致人沉溺于虚假的娱乐快感中时，一种无形的压抑或控制已然存在于媒介中，且以个性化精准推荐的方式，即“算法推荐”无形地监视个体需求，使其成为联结有效用户与终端的中介。因此，“互联”由一种传播范式逐渐转化为认知范式，处于市场逻辑中的算法，以数据形态加诸技术处理，形成针对个体的算法数据逻辑。该逻辑要求将媒介语境中的所有事物，都视为此物联结他物的“节点”，点线相扣，呈现有序的、流动的互联形态，以满足个体与他者的信息传播与对话。而“传播”可用“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通讯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储存、放大、删减、封锁的活动机制”加以界定，映射出传播型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与数据逻辑间的关系。

不同于印刷媒介媒体内部固定的分工，物联网媒介的知识碎片化、媒体多元化，数据库与算法终端更是不计其数，社会化媒体在知识与信息的“孵化”中，嵌入桥梁以稳固个体形成的点与整个物联景观系统的生态，也为图像谱系实现联结和重构带来新的契机。置身于“互联时代”，万物互联首先延伸媒介边界，使虚拟与现实时空算法容量增多。数据逻辑以技术嵌入的方式，融入图像传播活动中，也不断形塑受众的视听功能，使媒介产业内部不同种类传播形态的差异性走向同一，但受众是否走向一种韩炳哲所谓的“非物化”，仍留有悬念。这也就是说，算法所建构的数字传播场域中，图像、视听以及触感是作为主要的传播表征范式出现的，因为它们无可避免地与人的五感相联。显然，相关数字技术不断实现数据可视化，而图像也成为彰显数字技术表现其张力、创新的工具与传播活动的一环，这种依存关系的建立，与主体对原初艺术幻想与体验真实的诉求相关，更与图像传播范式的表征悖论相关。

二、传播范式重构：

图像修辞的表征悖论

既然在万物互联的算法世界中，图像日益宰制文字而跃升为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形态，那么让人存疑的是：渐成万物联动范式下的视觉表征有没有沦为非理性的悖反之处？当数字技术发展到需调动主体的具身感官参与传播链条之中时，传播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又该如何划定？中心与边缘是否彼此截然对立？

综观西方世界，自古以来对视觉的重视使图像成为理性感官的重要符号，视觉居于中心地位。而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后，大众文化及消费主义盛行，使图像与消费主义形成合谋，文字所代表的印刷媒介呈衰落趋势。图像传播显著特征在于视觉图像打破了仪式中的艺术品独特的“灵晕”，并消解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深度思考，整合日常生活时空场域，使图像在内容传播上呈现日常化、碎片化趋势。而居于社交平台上的个体，热衷于记录极其微小的琐碎与个性化瞬间，从而对传播语境积累变量，通过社交平台的全景式展示，复现又超越波德里亚的“拟像”世界，但媒介融合及边界延伸，已远非波德里亚思考的时代。个体将一切置于镜头之下，既是自我符号化又是自我表达，既是规训又是自我启蒙，图像表征的视觉传播活动呈现双重悖论。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图像传播情形中，变迁历史轴线更加清晰凸显，当后现代美学不断实现感官重构之时，媒介场域中表征修辞有待进一步厘清。

事实上，个性化的视觉表征修辞仅作为数码技术发展对印刷媒介文本的代替，是传播范式去中心化“媒介场域”与图像转向的显影。从“读文时代”到“读图时代”，万物互联的视域下高度“人性化”的趋势，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信息交互的方式、改变了受众接受信息以及参与传播的方式，人作为语言驾驭的主体受到巨大挑战，基于ChatGPT兴起的大模型语言文本在表征修辞中不断强化、升级，构成多元丰富、流动的视觉符号体系。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的“图像转向”已融入当下人-机-物互联的场域，数字平台狂欢中夹杂的平等与颠覆，使当下社交媒体中的个体成为被围观、被颠覆、被神化的对象。当面临社交媒体呈现的“日常生活”时，图像屈从于媒介场域中的去中心化，图像修辞与表征的逻辑体现为社交媒体中的个体在围观与被围观中不断去中心化。与此类微观媒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场景+自主选择”的媒介场域，更附着于媒介价值转移的例证，正如“电视产业的发展变化即是一个价值转移（瓶颈转移）的过程”。而视听时代甚至全觉时代的来临，致使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且后一个趋势日渐明显。不止电视产业，整个传媒产业亦要在“渠道为王”光环不再的背景下，以“内容求真”汰沙存金，映现着现代性的后果。

不仅如此，图像修辞的浅表化特征，正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拒绝深度、淡化历史，将一切文化产品视为“拟像”（Simulacra）的前瞻警示之见。传播实践作为人类生命本质的显现，映现着人之思维，折射出技术演进，包括电子记忆、屏幕界面和网络时代对话这三个层次，而视觉传播范式与万物互联的集合，是多元流动的自然和并非固定不变的世界的体现。它呈现出对传媒语境的深层追问与悖反，回应传播学的研究重要命题之一，即回应社会文化命题，探寻社会文化生成的传播机制。在图像演绎与传播活动中，符号特征已成为视觉传播的载体，能指与所指背后的传播媒介形态，凸显着视觉传播技术的革新：“传播技术推动信息革命，其中之一即是传播媒介的改变”，而作为人类传播活动表征的视觉图像，绵延于旧媒介偏向的生发与变化中。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杂交织中，影像传播渠道网格形成，介入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建构新的视觉图像传播体系。视觉图像的传播、复制、储存等，成为网络平台最易于搬运的资讯信息载体，数字技术对人的无形控制，已渗透至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交往”之中，且传播形式变化，也在极大程度上体现视觉图像传播动态特征，掀起图像与围观的思考。围绕图像而产生的围观与事件，在仪式内涵的变化中悄然产生。“围观”与鲁迅“幻灯片”事件中的“冷围观”逻辑不同，万物互联下的图像更多呈现的是“热娱乐”流量传播逻辑，而非承载着厚重的反抗逻辑，受众注意力不聚焦于内容深度，而是转向了媒介事件的浅表凝视。掌握媒介者控制公共领域媒介事件的生成形态，主导注意力的生产、分配和管理，这意味着，当下也处于一个极具德里达解构意味的“去中心化”场域——受众对信息的交互形式、接受方式、媒介生产内容，取决于媒介对受众的注意力传播方式。

在媒介融合语境下，观众沉浸投入一种仪式之中，但该场域中本雅明式的“灵晕”已然消逝，可复制的、源源不断的信息源与多媒体终端，将“膜拜价值”转化为“展示价值”（本雅明语），主体的经验不再可信。广泛联系世界中的现实存在，经由一帧帧技术嵌入、不断编辑的图像而转化，映现着叙事的历史呼声，即媒介仪式与泛化的万物皆可视的思维生产的符号基础。媒介的表演形态基于对事件的重构基础之上，界定媒介文本的边界，进而赋予其一种仪式的意义语境，而图像围观的视觉逻辑，以其平台表演所具有的迷惑性，重构事件为一种戏拟式的虚构模型，具备凝视对象的潜力。社交媒体多元化，更是一种话语权“下沉”以及群体传播兴起的标志，将符号的实践性、生产性逐一凸显，图像的围观主体正是基于其具有的视觉传播动力，往往形成集群行为，一旦图像传播热度消退，随之而来的集群围观亦随之散去。

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交媒体时代围绕图像产生“冷围观”与“热娱乐”背后所显影的，更是视觉表征修辞在数码媒介发展与算法之间的不自洽。图像事件所引起的视觉围观行为，具有社交与图像面向，上至社会宏观议题，下至个体有感而发，无不体现媒介融合与信息流动的驱动逻辑，某种程度上可视之为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流动社会”。这种流动体现的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相纠结挣扎的过程，即当下人的视觉感受，无不与时代的传播语境相关，而在语境背后所凸显的视觉需求，与传统感知中图像的视觉期待有所异化，即图像的可复制性替代了独一无二的冲击性、复杂性等主体深度想象所带来的思想交流与表达。信息算法正是数字化时代视觉图像的传播需求，视觉文化随媒介形态复杂而走向多元，视觉图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视觉图像对主体在传播活动中的消解。但这种数字在场（digital present）与个体身体在场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与鸿沟。这种“图像域”（德布雷）存在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工具和媒介载体，而视觉型的媒介域兴起，意味着文字这种内省的、线性的文本的衰退。该文本消亡的背后，则是它所培育和庇护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在从一种媒介形态迁移至另一种媒介形态的过程中中，所有的时空、场景并非全然孤立，而是立于文化大杂烩与技术意识形态的对话场域中，兼具文本互文性的多重特征。

事实上，视觉传播活动中图像呈不确定性。在“传播裂变”“读图悖论”“资讯泛滥”等隐忧下，单向或非连续性传播已成必然趋势，正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适宜的传播土壤，但知识形态可视化、传播单元网格化、深度阅读等语境消解，皆为人类认知与传播生态处于极具复调变化过程的隐喻实践。传播媒介偏向呈单向与浅显化，据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所概括的三种图像形式来看，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推进，以技术为内核的仿真性图像，与波德里亚“拟像”的视觉来源，无不指向“图像域”表征其意图的传播形式真实性问题。仿真性图像内蕴着技术发展的隐形密码，外在形式表现为传播活动的视觉介质，图像的平面性、微缩性，无不映射着人作为主体的媒介延伸，即主体希望视觉介质呈现的内容与形态，逐渐延展出一个“脱离现实的、虚拟的、迷惑性的拟像世界”，该世界并非真空，而是伴随着媒介融合逐渐扩张，并将更为多元的世界纳入其中。

一个不断流动、增殖的现代性体系，图像域所表现的破碎、疏离、矛盾等特性，悉数纳入视觉传播合法话语版图内，而弥漫在该版图中的各类图像符号，具有生命力、流动精神，正是狂欢的形象。正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具颠覆与重构的戏谑仪式的狂欢，展示出一个全景化的“凝视”与“被凝视”符号传播的二元结构，包括自我呈现的自由符号形式表现与大型社交媒介域中的拟像的围观仪式。由是观之，图像在拟像媒介场域中的基础性功能不言而喻，由于视觉文化时代的视觉无意识与传播平面化，图像不仅扮演着使公共围观“凝视”与“被凝视”得以形成的媒介，更是内蕴着技术革新促动人的交往方式社会关系维系的新范式。

该范式所揭示的正是传播谱系学的“媒介幽灵”，即传播学“奇观镜像”图景背后的悖论。拟像技术在文化中形成，或用康德的公式加以表述：“我在图像中，图像在我心中。”文化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而图像无疑是蕴含着文化变革的动态范式，伯格也曾提及：“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我们所知、或我们所信仰的东西的影响”，侧面反映出文化抑或整个的传播媒介语境影响人的观看方式。

而当下的传媒文化呈现出数字信息传播形态的日新月异以及图像文化正扮演人类文化的主导范式，相应地，呈现出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无序、快速浏览、主动选择等特性。传统图像所呈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物质的烙印，显然在现代世界不断变化，“世界成为图像标志着现代之本质”与图像诞生之初服务于生产的功能大相径庭。图像的初始仪式功能逐渐消减，这不仅源于复制技术使得“灵晕”消逝，更重要的是媒介的传播偏向与媒介语境已发生极大改变。但功能趋向的偏移，仍带有图像与生产、传播关系的原初烙印，图像传播形态的变迁，更是折射着传播形态看似有序，实则已走向其对立面的颠覆；看似算法逻辑是在对社会有机体展开有序的规划，实质是将技术、图像、传媒等全数纳入一个隐形的数字场域中，拟像模仿成为了个体呈现自我抑或发泄自我的传播渠道。

伴随图像形态发展的摄影技术，也逐渐褪去实物特征，消解其可触摸、可移动、不可复制等独一无二性，进而表现成被算法渗透的数字图像。拟像技术所显示的基本数字代码编译，以一种动态形式和诸多色彩线条呈现，但仅只符合数字观看逻辑，而无法触摸。数字图像由形式和色彩所表现，这种拟像本身所传达的非物质性、虚拟性，夷平受众的想象时空，脱离具体物质形态的桎梏。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占据着主导人的交往方式的地位，还以其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面向，铺设或控制图像时代的各类符号系统，表现出与印刷文本时代平面化特性、线性流水形式不同的反现代性内涵。

通过廓清视觉图像传播的内在修辞，可见图像演变的谱系所包含的两条明显规则。一是中心化的“媒介场域”与图像转向。媒介场域以图像修辞的形式，呈现出“中心化”却“去中心化”的图像传播悖论，揭示出图像生产与传播发展实践过程中的悖论，即图像修辞渐趋成为主流传播形态，但却具迷惑性、不确定性等特性。二是图像创作方式的开放性与其悖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更新，图像的创作模式逐渐呈现多元、开放的融合参与的事实，由此也呈现出平民性和大众化趋势，传播主体不再囿于传统的艺术家、专业从业人员，而是更多地呈现传播主体多元化。正因如此，图像文化所凝聚的内在传播力量，也才如此兴盛，媒体社交化逐渐发展为全球覆盖的拟像媒介图景。视觉文化时代传媒发展，不仅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而单向前行，更是技术发展给文化心理变化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转型趋势。多元的视觉传播图景，隐含着民主意识、人文主义的延续与个性解放的媒介诉求，该图景虽与媒介话语相关，但又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技术意识形态之中，这种相关性与图像文化时代的意义与悖论正是它所反映的媒介与生命的内在话语关联。

三、弥合与消解：

数字鸿沟的媒介权力

上述两点表明：人与物关系的极大改变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消弭与融合，而隐含于媒介技术之间的权力与话语流动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前一种观点来看，物-人关系的改变，是基于万物互联存在着福柯式的“词与物”的秩序和追问“物体系”的知识考古史——从“物的追问”到“万物的追问”再到对“万物互联”的追问中，折射出了整整一部人类对物质世界或技术社会的认识史。既然图像跃升为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形态，渐成万物联动范式下的表征悖论，那么当使用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来分析传播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时，其深层背景是图像语言交流时代的权力结构与话语模式。

福柯所谓的权力，正是在文本与身体的关联中展开的，在口语时代的交流形式中，身体的出场与话语主体的联结，表现为同一时空中即时的现实存在，而后在印刷文本的单向度传播过程中，创作者与受众的时空分离，确证文本内部的稳定性与媒介传播的连续性，由此建构自为的传播实践主体。据威廉斯对传播定义“共同的或双向的过程之间”的阐释，哈贝马斯和威廉斯在传播的概念中发觉到解放的潜力，但与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的单纯乐观态度有所区别，他们对于民主的看法不谋而合，认同参与性的社会民主，即巴赫金式的互动与动态之中，将传播实践视为联结个体与社会的重要中介，而媒介融合与微屏时代、多窗口对话式的多元媒介，既是对传统媒介形态的弥合，同时又是对已有的技术的重构，但二者之间的交锋总是此消彼长，数字鸿沟就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活动中凸显媒介的话语暴力（权力）。

于是，媒介话语彰显着数字技术背后的权力与“弥合的建构”，即权力时空的建构与传统数字媒介技术的弥合。媒介载体受传播媒介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而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媒介融合的推进，恢复了古罗马时期公众的个人表达，促动了政治权力在公共领域事务中的功用变革，使得大众政治参与方式发生变化。文本媒介与非文本媒介所构造的传播场域，建构出数字化的世界图像。人工智能、赛博技术的发展，基于数据分析和算法技术的社交媒体逐渐演化为更加精准化的数字社交媒体。渗透着数字算法的媒介，为技术意识形态传输提供了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争夺的平台。

居于媒介背后的话语权力空间具交互性，洗汰不合理的、过时的、不利的话语媒介，保持公共空间的技术运作，也正体现着不断迭代的媒介技术选择，进而呈现或化解意识形态的困境或危机。数字媒体是视觉传播无意识的选择，其在传播活动中的“中介链接作用”使得媒介场域生态处于平衡，成为整合多元复杂意识的交集。从媒体、社会以及个体多方面建立对媒介技术的自觉选择机制，能促动传统中不利的媒介控制，以一种生态的媒介观防止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传播活动一元化，增益数字媒介在当下传播实践中的正向多元促进作用，从而化解传播困境。

然而，在呈现或表征危机的背后，是数字传播的话语重构。数字媒介在提供大众交往平台的同时，也为兴起的社交媒体营造出“去中心化”“民主化”的公共讨论领域，营造出巨大的“数字围场”。一旦技术发展趋于同质化，必然带来技术神话的忧虑。数据和算法日益精准的背后，是强大的机器对人的劳动的全面控制与压榨，且不说被困于各大外卖平台算法之中的送单员，就连普通的网民，都俨然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分析对象，浏览与点击的偏好已成为数字画像的重要素材。

此类隐形数字鸿沟，是技术赋权所导致的，它不仅改变传统传播力的结构，更是提供了权力分散的机会，这种隐蔽的方式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进而堂而皇之地渗透，实质也折射出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各领域不平等现象依然普遍。而由于传播媒介与文化的融合，背后还夹杂着复杂的话语暗流涌动，处于该数字媒介编织而成的权力空间中，数字媒介的表征性权力也面临分裂的危机。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媒介不仅扮演着意识形态载体的功能，其本身即是意识形态。传播权力的双向、互动的多元导向格局不断变革“定向性”“精准性”的数字社交媒体，传播权似乎由“去中心化”到了“再中心化”。所谓的个性解放，实则是消费主义旗帜下商业价值无止境的追逐，而无形的技术意识形态更为隐蔽，实现了新技术视域下的传播话语重构。

当然，对视觉传播中的公共舆论“场域”当不断辩证否定（阿多诺意义上的传播学挪用）。传播学产生于媒介对人的外化和异化的现代性境况，传播学自身的悖论，使得强化控制技术和反思力量这一对内在矛盾日益凸显，而媒介技术的现实正在和社会控制紧密结合，形成对个体自由和多元化的威胁。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提出的“新型文化媒介人”理论范式，可对研究受众在媒介文化中的角色定位或意义提供参考。他对视觉转向中的核心角色展开探讨，将传播与文化融合起来，正是探讨虚拟公共场域所形成的媒介文化的辩证否定。媒介文化不断构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塑造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呈现为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将传播与文化凝聚为一个动力学过程，将传播语境中的每一个个体裹挟其中。

“新型媒介文化人”不再仅指少数人的专属传播者，而是对主导图像传播形态甚至革新传播形态的个体的描述。他们引导着“体验需求”的传播方式兴起，不仅改变了个体对自我展示的认知，更是推进了当下“晒”“秀”亚文化的传播潮流风向。而这种风向，与传统文本的“灵晕”消逝之间的内在的鸿沟或断裂，让人产生对仪式的不停追问，或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对自我展示加以辨析，似乎更能说明人对“读图”这一能力的重视。算法逻辑形成的“去中心化”的媒介场域，本身就成为一种无形控制的算法机器，人处于视觉文化场域之中，图像所展现的生活内容与图景，具有了一种“在场”的屏幕式的展示，已超出一般的亲和性，而沦为一种虚假的、琐碎的、过剩的泛化症候，揭示图像对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它不仅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且已与数字技术世界的结构组织相互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视觉图像传播范式中的“媒介性”尤为重要。从早期的图像附庸于文字传播，发展至当下的“读图时代”，无不是数字技术推进的各大网络平台的传播叙述结构演变。而重返媒介性变得尤为重要，即将图像传播放置到整个社会复杂的背景中加以媒介学考量，使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与人的共同理想形成某种契合，图像自然被寄予了文化的考量。“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演进过程越来越跟技术社会与现代性的重构相关联。”从视觉传播范式出发，图像修辞所涉及的悖论暗含传播理性问题。

可以说，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考量，从根本上宣布了包括真理、事实、主体等在内的一系列范畴的死亡。5G技术的浪潮，已不可避免地席卷当下的电子媒介，而图像传播的明显特征也不断凸显出来：虚拟性，无限复制性，生产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图像内容琐碎化，受众观看方式的革新，图像传播逐产业化运作，对受众建构现实的影响，影响受众认知、审美等。而图像传播好坏参半，既要客观看待媒介决定论（如麦克卢汉），又要审视媒介无影响论（德弗勒将受众置身的复杂社会关系，均视为中间“介因”，因此得出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有限的结论），辩证看待特定时空环境、社会构造及社会文化心理的传播环境中的“介因”，将媒介的力量与传播效果相结合，促进图像传播与背后文化的良性发展。

四、结 语

“万物互联”视阈下的视觉图像传播范式探析沿循如下三条脉络：一是5G技术促动“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结构都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形塑物-人关系对话的平台思维以及数字媒介学语境——数字技术发展及物联网平台急遽崛起，导致印刷媒介语境与算法逻辑及传播境况全面转向。二是既然在万物互联的算法世界中，图像日益宰制文字而跃升为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形态，个性化的视觉表征修辞仅只为数码技术发展对印刷媒介文本的代替，是传播范式去中心化“媒介场域”与图像转向的显影。社交媒体时代围绕图像产生“冷围观”与“热娱乐”背后所显影的，正是视觉表征修辞在数码媒介发展与算法之间的不自洽。通过廓清视觉图像传播的内在修辞，可见图像演变的谱系所包含的两条明显规则：中心化的“媒介场域”与图像转向、图像创作方式的开放性与其悖反。三是人与物关系的极大改变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消弭与融合，而隐含于媒介技术之间的权力与话语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视觉图像传播范式中的“媒介性”尤为重要，辩证看待特定时空环境、社会构造及社会文化心理的传播环境中的“介因”，将媒介的力量与传播效果相结合，促进图像传播与背后文化的良性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说，“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这一特质将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通过对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边缘算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技术社会后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伦理慎思。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到来。在现象学意义上，万物互联不仅是个体便捷生活的工具，更是展现主体间性关系的新形式，更有利于深入挖掘界面、互动、超文本等视域与视觉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论版图。我们不仅要深度剖析“算法权力”、“算法崇拜”和“算法陷阱”，更要将边缘算法的优长融合和嵌入到万物互联时代的技术社会运行体系里，以此来促进边缘算法的良性发展及合理应用。威廉斯将传播作为反对主导霸权的斗争形式，认为自由传播的理想状态应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有赖于事实和观点的自由通畅，也仰仗于对意识和想象力的发展——明确地表达人们的实际所见、所知和所感。”就此而言，以上探析有利于引领国内传播研究逐渐超越西学东渐，不囿于舶来的研究范式，为重构本土化图像传播的研究提供深刻启示。

（责任编辑：江潞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