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门洪华 等译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选自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 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5页。

工业革命是发生在欧洲，但为什么是在英国？为什么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呢?

从一方面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到18世纪初叶的时候，英国已经遥遥领先——在庭院制造业这一培育经济增长的苗床方面，在利用矿物燃料方面，在那些将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重要部门的技术，如纺织、钢铁、能源和动力的技术方面，均是如此。除此之外，还应提到英国商业化的农业和运输的效益。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诚然，进口食物的必要性可以促进那些能够用于交换食物的出口品的开发，可以鼓励工业的发展；但是，必要性并不能保证可行性。世界上某些最贫困的国家从前曾是自己养活自己。而今天，他们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使得资源流失，负债累累，而一遇降水量的变化或贸易的阻碍就会招致灾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蹒跚着从一次饥荒走向另一次饥荒，每次都遗留下孱弱、疾病和日益加重的依赖性。）

因此，农业进步对英国工业化所做的贡献是很难被说过头的。这个过程开始于中世纪，始于农奴的超前解放以及种植业和销售业两者的商业化。市场园林业（水果和蔬菜）16世纪在伦敦周围的普及以及农牧业的结合（种植粮食同时放牧牲畜以及用粮食喂养牲畜），证明了地主和佃农共同的灵活善变。这种发展有助于使膳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使其含有特别高的动物蛋白比例。进一步发挥效益的因素是釆用了浇灌、施肥和作物轮种的新技术，其中不少是由低地国家的移民带来的。荷兰当时是欧洲农业发展的中心，是人们以艰辛努力和独创精神创造的（从大海中争来的）因而也倍加珍惜的一片土地。荷兰人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在传授耕作技术，直达斯拉夫人的边疆。在16和17世纪，英格兰人成了主要受益者之一。首创紧随着首创。在18世纪的英格兰，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圈地，也就是把对开阔田野的集体性束缚转变成集中的、用篱笆或灌木丛圈绕的园田的自由。历史学家们就圈地运动的贡献问题进行过辩论，但是合乎逻辑的是，既然付出了代价，必定曾经发挥过有益的作用。

因此，不同于多数的其他国家，英国的农业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基地，它是一种促进经济变革的力量，一如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农业有了收益，而且因为收益不错，它就变成了某种爱好，不仅对农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富有的、贵族式的地主也是这样，因为地主们也不惜让自己的靴子沾上泥巴，在牲口展销市上同任何人、一切人掺和在一块儿。不可避免，在这个金钱和市场意识浓重的社会里，农业社团就必然地出现了。在那里，“进步的”农民相聚并且互相学习，农学文献激增，更便于宣传最佳的实践经验。这种商业精神促进了物业管理的一体化方法：对所有资源进行统计，既包括地上的，也包括地下的；因为在英国，不同于在欧洲大陆国家，矿物资源属于该土地的主人所有，不属于皇家。这就为办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与此同时，英国人在水陆交通运输方面也有巨大进展。新的收费道路和运河，主要是为工业和采矿服务，开辟了通向宝贵资源的道路，把生产和市场连接起来，方便了劳动的分工。其他欧洲国家也在努力这样做，但是哪里的进展也绝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广泛而有效。其原因很简单：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道路和运河是统统靠私人企业来兴建，因而能关心是否需要（而不是威信和军事上的考虑）并且有利于用户。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农业学家兼旅行家亚瑟·扬对法国畅通平坦的道路感到惊讶，却又叹息很难找到食宿的设施。法国王室当时已经修建了几条令人羡慕的公路，既为了促进贸易，也为了进行控制，而扬却发现这些公路都空空荡荡。英国的投资者出于最佳的商业理由，修建起了多得多的公路以及用户食宿的旅店。

这些道路（以及运河）加速了发展和专业化的进程。或许，丹尼尔·笛福在他的杰作《穿越大不列颠全岛之行》(1724-1726)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地区的农产品（啤酒花用于啤酒，羊群用于采集羊毛，家畜用于繁殖）以及地区特产（设菲尔德、伯明翰和黑区的金属制品；东英吉利和西区的毛织品；布雷德福周围的毛线；利兹周围的羊毛织品；曼彻斯特周围的棉制品；柴郡的陶瓷；等等，等等）。难怪亚当·斯密要强调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了。他自己的国家给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然而，上面所说仅仅表明是什么和怎么样，而没有表明为什么；是表述而不是解答。这种带有改造性质的进步，这种革命，并非偶然之事，并非“各种事情不过凑合在了一起”。人们能够找到原因以及原因后面的原因。（在重大事物中，历史厌恶偶然性。）英国在这些关键的部门中所取得的早期技术优势本身是一种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

关键是英国具备了这些素质，但另一方面，英国又是造就了自己。为了理解这一点，不仅要考虑到物质上的有利条件（另有某些社会也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的天赋条件，却花了很多年来效法英国的这种首创精神），还要考虑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即文化）和体制。

这种价值观和体制，我们太熟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称为现代的），以致把它们认作是当然的。然而，它们却代表着一种对于先前准则的重大背离，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并在不同的地方，克服顽强的反抗以后，才被接受和采纳。即使到现在，先前的那种老秩序也绝没有完全消失。

让我们首先描绘一下那个理想的事例，即从理论上讲最适合追求物质进步和

总体致富的社会。请记住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较好的”或“优越的”社会（要避免应用这些词汇），只不过是一个较适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社会。这种理想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型的社会该是：

1、它懂得如何操作、管理和制造生产工具，如何创造、调整并且掌握技术先进的新技艺。

2、它能够向年轻一代传授这种知识和技艺，不管是通过正规教育还是通过收徒传艺的方式。

3、它根据才干和相关优点为工作岗位遴选人才；根据实际表现提拔和降职。

4、它能为个人或集体发挥企业精神提供机会；鼓励首创、竞争和向别人学习。

5、它允许人们享有并且使用自己劳动和创业的成果。

这些标准含有必然结果：男女平等（从而能够倍加凝聚人才）；不根据无关的标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而加以歧视；重视科学（手段目的）理性而不迷恋魔术和迷信（非理性）。

这样一个社会同样也会具有有助于达到上述大目标的那种政治和社会体制。例如：

1、它保障私有财产，更能鼓励储蓄和投资。

2、它保障个人自由，即保障他们既不受暴政的虐待，也不受私人的骚扰（犯罪和腐败行为）。

3、它实施契约的权利，包括明确的和含蓄的。

4、它提供稳定的行政管理，不一定是民主的、但其本身是按公众既知的法规进行治理的（即法治而非人治）。如果是民主的，亦即建立在定期选举之上的，那么，多数获胜，但不侵犯失败者的权利；而失败者则接受自己的失败，着眼于下一轮的投票选举。

5、它提供顺应民意的行政管理，即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6、它提供正直廉洁的行政管理，因此经济角色不会产生邪念去寻求市场内或以外的好处和特权。用经济术语说，不应对庇护或地位谋取任何收益。

7、它提供稳健的、高效的、不贪赃的行政管理。其效应则是降低赋税、减少政府对社会公积金的索取并且避免产生特权。

这种理想的社会也会是很清廉的。这种清廉会受到法律的强化，但更为理想的是这种法律不再需要。人们会相信清廉是正当的（而且还能使人受益），而且会相应地按照它生活和行动。

还会有更多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具有地区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特征。人们会寻求机会而到处迁徙，会因为有所成就或无所作为而有升有降。这种社会重新生而轻陈旧，重青春而轻阅历，重变革和冒险而轻安全可靠。它不会是一个份额均等的社会，因为人的才智并不均等，但比起靠特权和恩赐所表现的分配来，它却会趋向于较公平的分配。它会有一个相对而言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较大的平等会跨越阶级的界线而表现出较均质的外形以及较随和的习俗。

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社会达到过这种理想的境界。姑且撇开无知（人们怎么会知道谁个更好或更值得赞扬呢？）不说，上述的理想社会是一台效率为百分之百的机器，其设计同历史和命运以及人性激情等种种神秘莫测的变化毫无瓜葛。当今最有效率的、以发展为导向的那些社会，譬如东亚国家和西方的各工业国，却都被各种各样的腐败、政府无能和私下谋求酬金的现象所玷污。但是上述理想社会模式却强烈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些已经促进了经济和物质进步的效能。它们代表着显著地脱离了以前的社会和政治安排的一种趋势。所以，第一个工业国家曾经最早、最接近于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并非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