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布兰德:1960年代的后浪们
2020-05-28 12: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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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斯图亚特·布兰德 新传研读社

写在前面: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邀请你一同回顾互联网历史中曾被人遗忘的一群年轻人。

1969年,当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在美国起步时,还仅仅是一个小型的公共计算机网络。阿帕网最初的设计初衷,是美国军方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抵御苏联核攻击的计算机网络。为了避免遭受攻击,它必须是形态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无论敌人摧毁哪一个节点,都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转。

然而,在互联网从军方设备向个人生活的转变之中,嬉皮士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经常会被与性和毒品捆绑在一起的反主流文化浪潮,在互联网早期历史中,奠定了自由、创新的精神内核。

本期推送为你翻译了互联网先驱斯图亚特·布兰德的文章《一切荣耀归于嬉皮士》,以纪念1960年代的“后浪”们。

请忘记反战抗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飘扬的长发。布兰德告诉我们,60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

刚刚进入互联网世界的人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与其说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灵魂的技术官僚群体中,不如说他们闯入了一种文化仙境,而这一切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馈赠。当时,嬉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塑造了现代互联网革命的根源。当然,这一切似乎带有危险的无政府状态(对许多人来说,现在仍然如此),不过,反主流文化对中央权力的蔑视,的确为互联网和个人电脑革命提供了哲学基础。

我们——60年代的一代人——深受技术福音传道者们的影响。正如商业历史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的那样,其中包括媒介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技术狂人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我们热情地购买了当时的新技术,如富勒的网格圆顶屋,以及迷幻剂等精神药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东西,但最终,他们却都走进了死胡同。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蔑视计算机,认为它是集中控制的化身。但一小群后来被称为“黑客”的人接受了它,并着手将其转变为解放的工具。这才是通往未来的真正坦途。

我们愉快地曲解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并说道:“不要期待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直接自己干吧。”我们自力更生的道德观部分来自科幻小说。我们都读过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的史诗《异乡为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小说《月亮是个苛刻的情妇》(The Moon Is a Short Mistress)。嬉皮士和书呆子们都因为海因莱因对中央集权的蔑视而欢欣鼓舞。直到今天,计算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都是科幻迷。我不知道为什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幻小说在观点上几乎普遍是自由主义的。

正如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在他1984年出版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有这样三代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他们反对集中式大型计算机及其主要赞助商IBM,并希望让残存的人类文明摆脱这些控制。利维认为,“黑客伦理”提出了一套明显反文化的原则。其中包括:

对电脑的访问应该是无限制和完整的。

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

质疑权威、促进去中心化。

在你的电脑上创造艺术和美。

电脑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并没有人曾把这些话写在任何宣言里。这只是黑客们在拓展计算机技术边疆时的一些行为和言语方式而已。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出现了第一代黑客。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分时(time sharing)的技术,将大型机改造成了虚拟的个人计算机,这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计算机的使用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代黑客发明并制造了个人电脑。这些非学院派的黑客都是反文化运动中的中坚分子。比如我们熟知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他是一个从里德学院辍学的、披头士造型的嬉皮士;还比如说惠普公司的工程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他们的苹果公司取得成功之前,两个人都在开发并销售“蓝盒子”,这是一种非法的免费电话设备。除此之外,与他们同时代的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还设计了第一台便携式电脑,也就是奥斯本1号(Osborne 1)。费尔森斯坦是一位新左派激进分子,为著名的地下报纸《伯克利的倒刺》(The Berkeley Barb)撰稿。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们遵循着“打开、收听、退出”的信条,也抛弃了学术界对商业的传统蔑视。“做你自己的事”很容易被翻译成“开始自己创业”。因此,嬉皮士遭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唾骂,却在小企业的世界里受到欢迎。他们诚实、致力于做好服务,这对供应商和客户都很有吸引力。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不愿“摆脱”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这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年轻时就变得富有、强大。

第三代革命者,也就是80年代早期的软件黑客,为个人电脑创造了教育和娱乐程序。典型的例子是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他曾是一位超验冥想的老师,为我们创造了电子表格程序Lotus 1-2-3,这个程序确保了当年IBM可以成功模仿苹果个人电脑的成功。像大多数计算机先驱一样,卡普尔至今仍然非常活跃。他与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一位作词者共同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这个基金会在华盛顿为网络空间的公民权利进行了很多成功的游说。

在列维的书出版后的几年里,第四代革命者登上舞台。这些成千上万的“网虫”仍然遵守着黑客伦理规范,并创造了无数的计算机公告牌,以及一个叫做Usenet的无层次链接系统。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国防部赞助的阿帕网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数字风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互联网。

如今,互联网的平均用户年龄约为30岁。正如个人电脑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一样,如今的年轻人深知,互联网将改变90年代。秉持着前人的道德规范,今天的用户正在使用新的工具引领时代——你可以称之为“免费软件”或“共享软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

当然,并不是每个身处电子前沿的人都认同,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是互联网的根源。人们很难把MIT媒体实验室的领头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和微软巨头比尔·盖茨(Bill Gates)称为嬉皮士。然而,创造性的力量仍旧继续产生于那个时期。

虚拟现实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启发。要知道,拉尼尔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网格圆屋顶里长大,曾经在纽约地铁里演奏单簧管,现在仍然留着披肩长发。

利用大规模并行处理的最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是由丹尼·希尔斯(Danny Hillis)发明和制造的。他是一位面目和善、同样身披长发的人。他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建造“一台可以让我们为之骄傲的机器”。

公开密钥加密技术是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发明的。他是一位毕生的反战人士和隐私倡导者。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宣称:“我一直坚信,一个人的政治观念和他的智力工作是难以分开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互联网空间中证明,自力更生可以带来韧性,慷慨可以带来繁荣。如果这种动力关系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都表明,它的确会继续下去),那么,信息时代将携带着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鲜明标志,进入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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