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观察者网  连清川

► 特约作者 连清川

20多年前，我随着军校的拉练队伍，行进了井冈山。作为一个刚刚踏出农村的孩子而言，那里的风景之秀丽，大山之雄峻，迄今也难以忘却。我们在那里享受了无尽的风光，以及美好的特产，当然，有许多风味，我都已经忘记了名字。

然而，当时的一个问题，到了许久以后我也不能回答上来。

那个时候，他们依旧贫困。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上课，大人们除了照顾他们的作物，无所事事。我已经见过了一些大城市，也见过了我家乡里的农人们，或者开始抛弃农业，前往城市；或者，他们把柑橘、柚子、龙眼等产品，开始向城市里运送，换取财富。而像我这样的孩子，都在努力读书，逃脱农村。

我疑惑的问题是：如果这么贫困，生活如此困苦，大山如此封闭，为什么他们不出去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坐困重山，而不离开？家乡再好，贫困难忍啊。

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1.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到2019年年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尚有551万，贫困发生率0.6%，这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标准。

如果谈及中国的反贫困成就，那自然是十分惊人的。从开始出发的1978年7.7亿，贫困发生率97.5%到今天的不足1%，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奇迹。

可是到了现在，既然已经消灭了将近97%，最后剩下的0.6%为何消灭不了？以全国之力，竟然无法供养这0.6%吗？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无法逃离他们的所在？

要知道，地球的地质运动，创造了山河湖海，平原与山区，这是自然；而人类在迁移的过程中，有和平，有战争，这是历史。在传统时代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人类。当自然与历史与人类命运轨迹相结合的时候，有些人就被锁进了深山里。

真的，很残酷，他们是被命运锁进了深山里。

所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逃离那个世界，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根本无法逃离那个世界。因为教育、因为基础设施、因为缺乏信息。

现在，有8个省市已经基本脱离贫困，人口规模小到没有统计意义。他们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除了北京，全都是沿海省市。而贫困发生率最大的地区，是云南、贵州和河南。而贫困人口依然能够连续连成片区的，也都在大山深锁的地区。

因为在大山之中，所以修通道路的代价太大，困难太多，他们出不来；由于无法修通道路，所以设备进不去，无法改进基础设施；由于没有基础设施，所以无法引进人才，改进教育；由于没有教育，人们就无法获得知识；因为无法获得知识和信息，所以人们缺乏对市场的了解，交易无法发生；由于交易无法发生，所以贫困。

这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而这样的因果关系，导致了他们仍然被锁在大山之中，动弹不得。

2.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联合秘书长特别顾问，反贫困专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就以“反贫困的数字战争”为名，提出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解决贫困的深度问题。

“极度贫困往往所伴生的，恰恰是极度隔绝，尤其是农村隔绝。但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结束了隔绝，因而，在我们的时代中，这可被称之为最有效的转型工具。”

这样的见解可谓切中肯綮。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中国所应用的，恰恰是市场化的方法，解放了所有农村中的生产力，从而改变了以往农村中被深锁的小农经济，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模式，使多数的农村，能够通过掌握市场信息，实现市场交换的模式，改变了经济形态，从而脱离贫困。

所遗留下来的贫困人口，多数就是因为地理隔绝，因而无法掌握信息，又无法通过有效的现代交通，实现市场交换而导致的贫困。恰如我当年所看到的井冈山，其物产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品质之优异，只要能够实现市场交换，就无需背井离乡，而能够实现脱贫致富。

但现代科技赋予了深锁在大山中的人以打破隔绝的可能性。只有网络信号能够穿透大山，可以将山外的信息传递到外面，而外面的信息传递到山里。人们从此便能够发现，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恰是在外部世界里所需要的。

当然，仅仅拥有了信息是不足够的，他们也常常缺乏能够实现将自己的产品市场化的方法、通路和资本。

供养从来都无法成为一种模式。在以往的实践中，试图通过给予补助而消灭贫困的方式从来都是失败的。那句老话是现实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补助扶贫的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大规模的返贫。

如果要授人以渔，就必须赋予他们工具与方法。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常常鞭长莫及，或者事倍功半的原因并非无能，而在于缺乏了市场的参与，贫困地区无法进行长效的运作：因为只有需求的长效，才能带来经济的长效。

而互联网平台的进入，使方法、通路和资本全然迎刃而解。

以拼多多为例。拼多多的起家，基本上得益于农产品。不再将供需集中在发达中心区域，解决的是一个双向问题：在城市中的人们所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农产品，于是农产品需要上行；而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的信息需要被传递到生产农产品的区域，于是需要信息下行。

在拼多多的平台上，聚合的是几亿需求高性价比产品的用户，他们的信息不断变化，也不断地通过平台向外输送；而此时，只要能够实时获得这些信息的人，便能够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就能够获取交换所产生的利益。

而在平台上，人们只需一个极低的成本，就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网店，实现市场交易。

这便是市场的力量，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拼多多的平台上，就能够通过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从而获得长效的经济利益，无论他或她是在城市，还是在深锁的大山之中。

3.

但是问题又来了。无论是政府，还是那些立心扶贫助困的人，其实在这些年中，也常常煞费心思，寻找给山中的人们传递有效信息的机会，但是市场瞬息万变，此时的需求与彼时的需求常常不断变更，而这批人的需求与那批人的需求，也在不断转化之中，匹配所要求的时间、地点、人群的要求太高，以至于扶贫之困难度急剧提升。

这就是当下消灭掉深度贫困的核心之所在，也就是所谓“精准扶贫”的核心困难之所在。

而当下的互联网新趋势，又生逢其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拼多多的核心技术分布式网络。

传统的集中式人工智能，是将信息全部收集至中心进行处理，然后再由中心向外扩散，它的问题是中心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信息分配的效率和准确度；而分布式的能力恰恰在于，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心，而是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分中心，这些分中心实时处理信息，然后分配。

分布式人工智能的结构，使拼多多的供需能够得以快速而充分的处理，从而实现供需之间的有效交换。

这便是精准扶贫所最需要的技术：那些深山中的人根本无需拥有专门的技术能力，仅仅从类似于拼多多这样的平台上看到需求，便能够快速响应。

在拼多多平台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吉林白山市靖宇县名为“长春老农夫”的网店，可以通过九块九人参包邮的方式，卖出150万件人参；例如一位四川因为肌肉萎缩而造成的26岁残疾年轻人杨添财，可以通过创立“一起走吧”网店，一年卖出1.2亿的水果。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同样需要的是平台的推动和参与。拼多多的十万新农人培育计划，所要推动的，就是让这样被命运深锁的人，能够通过在平台上的运行，改变贫困的命运。

拼多多之所以能够成为攻克深度贫困的一个重要工具，很大的原因，在于它所在的城市，上海，是一个既消灭了贫困，又站在世界互联网的高地上，同时又聚合了大量产品需求的先进城市。

深度贫困的解决，其困难在于深度贫困的现实条件难以实现市场化的进入，因而需要的是创新型的工具。

而恰恰因为拼多多这样的新型互联网平台、分布式结构，才能精准地解决被地理环境深锁的深度贫困。这是上海以及任何一个发达城市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拼多多之所以在国家扶贫日当天获得“国家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吧。

科技方法，数字战争、分布式结构，也只有通过如此复杂的技术创新，才有可能解决因为自然、历史与人类变迁所造成的深度贫困问题。

因而，我的疑问也就自然解决：人们无需逃离大山。那里可以依旧美好，但不需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