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歧路听桥

2010年3月31日，山西省太原市一家网吧，人们在使用计算机。图：REUTERS/Stringer

中国的互联网愿景

亚当·西格尔（ Adam Segal）

将近五十年时间里，美国主导了互联网的成长。从五角大楼一个不起眼的项目，到目前作为连接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和上百亿台设备的全球性平台，互联网长期以来是一个美国项目。

但今天，美国已将其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中国最高领导人已勾画出将中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蓝图。尽管中国连入网络的人口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习的计划更为宏大。通过内部规制、技术革新和外交政策，中国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坚不可摧”的网络防卫系统，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打造更多世界级企业，并在先进技术领域引领全球。

中国未必能持续崛起为一个网络强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和其他雄心勃勃的技术领域，诸多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的创新举措大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尽管中国民众似乎对政府保护他们的隐私甚少期待，但他们或许对私营企业要求更多。美国可能重新启动其数字外交，美国经济也可能再度发现那种曾经令其得以发明现代世界大多数技术的机制。

但考虑到中国的体量和技术上的复杂，北京大有可能获得成功，进而依据其构想重塑网络空间。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互联网将变得不那么全球化，也会少一点开放。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中国制造的硬件上运行中国的应用程序。北京将在经济、外交、国家安全和情报方面获益，而这些益处一度是流向华盛顿的。

最高领导人的愿景

几乎从2012年上台伊始，中国最高领导人就已明确互联网在他的中国愿景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最初数年无所作为，期间的网络政策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宣布，他将担任一个有关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所谓中央领导小组组长，自高层推动政策。他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并赋予其控制网上内容、提升网络安全和发展数字经济的职责。

四大全国性重要议程围绕网络权力（cyberpower）展开。

首先，中国领导人希望确保互联网的和谐，那意味着互联网要引导公共舆论、维持善治并推动经济增长，但一样受到严格管控。

其次，中国希望减少对外国数字和通信设备供应商的依赖。中国期待最终能在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机器人这样一些先进技术领域领导世界。正如5月间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警告的那样，（要）“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道一样，中国决策者越来越警惕网络攻击的风险。对政府和私人网络的攻击可能干扰关键服务行业，危害经济增长，甚至造成实质性破坏。与此相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了加速发展网络力量并加强网络防卫的计划。这一对网络安全的强调与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不谋而合：中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减少中国对美国技术公司的依赖，以确保国家安全。这样的认知在2013年得以强化，当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了美国公司保存和传递的数百万人的数据。

2014年12月，爱德华·斯诺登通过视频连线，自莫斯科向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发表讲话。图：CHARLES PLATIAU / REUTERS

最后，中国倡导“网络主权”，以之作为互联网治理的组织原则，这与美国支持的全球性、开放式互联网泾渭分明。

用最高领导人的话来讲，网络主权代表着“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中国构想的是一个国家互联网的世界，国家主权赋予政府控制以合理性。中国还希望弱化那种美国及其盟友倡导的自下而上、私营部门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北京认为，这一模式是由西方技术公司和民间社会团体主导的。中国决策者认为，假如联合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就将在规范信息技术和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北京的所有这四大重要议程都要求中国积极行动，在国内和全球舞台上塑造网络空间。

开放式互联网的终结

西方对互联网推动自由的可能性存在一种幼稚的乐观情绪，习时代将因终结这样的乐观情绪而被铭记。

过去五年间，北京急剧收紧了对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控制。比如，2017年3月，政府要求中国第二大数字巨头腾讯和其他中国技术公司关闭由它们提供服务的一些讨论历史、国际和军事事务的网站。几个月后，在十九大召开前夕，腾讯、搜索公司百度和微博客网站微博因发布遭禁内容而被罚款。政府下令电信企业拦截虚拟专用网络（VPNs）。

甚至西方企业也顺从了：苹果公司从其中国版应用商店清除了虚拟专用网络的应用软件。北京还宣布了新的规范，进一步限制在线匿名行为，并要求在线论坛的组织者个人为论坛成员发布的内容负责。

中国还颁行了一批环环相扣的法律、规章和标准，以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政府和私人系统中的数据。政府颁行了诸多保护重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法案，规定对网络产品和服务实施安全评估，并要求企业在中国国内储存数据，以便在获取这些数据时几乎不会遭遇障碍。就政府机构如何响应网络安全事故，政府如何以及何时向私营部门披露软件漏洞，以及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如何共享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北京还颁行了新的规章。

不同机构和地方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和执行这些政策，但至少，对国内和外国技术公司来讲，那些规章将增加它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2017年7月发布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义尤其宽泛，不止涵盖诸如通信、金融和能源网络这样的传统分类，而且涉及新闻媒体、健康医疗企业和云计算供应商。百度、腾讯和微博已因违反新的网络安全法而遭处罚。外国企业担心，对在中国国内进行设备检查和数据存储的要求进行扩张解释将增加它们的成本，并可能令中国政府得以盗窃它们的知识产权。

中国制造

中国决策者认为，要做到真正的安全，中国必须实现技术上的自给自足。这样，中国在始于2016年的最近一个五年计划中将支持科学和技术置于前言和核心地位，就不足为奇了。

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平均每年增加20%。中国目前的研发支出大约为2333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研发支出的20%。中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2018年，中国的科学出版物总量超过了美国。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家无视中国的研究，但今天他们正在引用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物。

对中国塑造网络空间未来的能力而言，三项技术至关重要：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北京试图建设本土的半导体即那种可以在几乎每一件技术设备中找得到的集成电路（或者微型芯片）产业，但都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持续多年。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口了价值2280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这比花在进口石油上的钱还要多，相当于中国集成电路消耗量的九成。

今年4月，特朗普行政分支对世界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公司开出罚单，此举令依赖美国供应商的风险得以清楚呈现。中心依靠包括微芯片在内的美制零件为其无线基站提供动力。当惩罚措施切断中兴的零件供应时，该公司中断了多数运营。6月间，特朗普在惩罚中兴一事上转变立场，但此举几乎无法缓和中国人对依靠外国供应商的忧虑。特朗普的惩罚措施宣布不久，中国最高领导人即呼吁集结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2015年，中国颁布了一份行动纲领，目标是要求中国公司到2025年时能生产七成的微芯片。自那以后，政府对迁往中国运营的国内和外国公司给予了资助，并鼓励国内用户只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进货。政府承诺在未来十年投入1500亿美元，用来提升中国设计和制造高端微处理器的能力。中国还在海外获取了不少技术。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至2016年间，中国企业曾试图竞购总值超过370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相较而言，2000至2013年间达成的六宗交易价值2.14亿美元。但这些尝试陷入诸多麻烦之中：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中断了很多备受瞩目的竞购，包括出价13亿美元竞收购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和出价24亿美元收购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再就是量子计算，这项技术运用量子力学法则，特别是量子位元（qubits）的能力，在同一时间实施多项运算，以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可以令中国情报部门获得高度安全的加密通信渠道，并破解多数传统加密方式。高速量子计算机还有巨大的经济收益，可重塑制造业、数据分析和药品开发流程。2016年，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只可以运用由量子加密提供安全保护的频道提供通信服务的卫星，并建起连接北京和上海的世界最长量子通信电缆。目前不清楚中国在量子计算方面的投入，但确信总额是巨大的。中国正耗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量子计算实验室。

最令西方不安的不是中国在半导体研究和量子计算方面的投入，而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雄心勃勃的计划。前谷歌公司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去年的一次人工智能峰会上说到了中国人：“到2010年，他们将赶上来。到2025年，他们将比我们优秀。到2030年，他们将主宰人工智能产业。”中国正加速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包括自主无人机集群、能够防卫自身免遭网络攻击的软件，以及用来采集社交媒体信息以预判政治活动的程序。

2017年，中国政府规划了一幅到2030年将中国建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路线图。该计划与其说是一项扎实的战略，不如说是一份愿望清单，但确实为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有关如何在特殊领域投入研发力量实现突破的指导意见。政府选出百度、腾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声音识别软件公司科大讯飞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国性标杆企业，将它们视作第一集团，用以开发可以驱动自动汽车、诊断疾病、充当智能语音助理并管理智慧城市的系统。换句话说，是开发这样的城市空间：运用多种传感装置搜集有关人们日常生活的数据然后加以分析，以减少城市的环境影响，刺激经济发展并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还力求为下一波创新订立国际标准，特别是在第五代移动网络技术（5G）方面，该技术将令移动用户拥有更加快捷的互联网速度，并实现联网设备的新用途。对很多中国领导人来讲，中国当前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看上去就像是陷阱：外国公司利用他们拥有的知识产权收割高利润，而中国企业通过制造和组装实体产品勉强糊口。假如可以控制技术标准，中国将确保其企业获得使用费和授权收益，而他国企业开发产品，这些产品会接入中国人拥有的平台。

过去十年间，北京提升了它派往各标准组织代表团的技术能力、先进程度和规模。中国在有关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网络技术的讨论中基本是缺席的，但事情已经改观。2016年，中国最大的通信技术公司华为派出了相当于与其他公司两倍人数的代表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第五代移动网络订立了具体的技术规格。

治理互联网

习治下的中国还竭力塑造治理网络空间的国际制度和准则。中国为网络空间之路书写规则的更显而易见的举动围绕联合国展开。

华盛顿及其盟友提倡一种分散的互联网治理，这一治理模式涉及技术实体、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政府，而北京更倾向于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构想。譬如，2017年，中国呼吁实施多边网络空间治理，同时发挥联合国在确立国际互联网规则共识方面的主导作用。北京认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方案有两大立竿见影的益处：会优先考虑政府利益，其次才是技术公司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利益；会令中国得以动员发展中国家投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乐于控制互联网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北京抗拒美国将国际法特别是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应用于网络空间的努力。2004至2017年，联合国下设的一个名为政府专家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的论坛在一系列会议和报告中明确了国家行为的若干准则。尽管中国外交官在2013年的报告中同意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应用于网络空间，且在2015年同意了有关国家行为的四项准则，但他们在讨论中立、比例、自卫权和其他来自国际法的概念究竟如何应用于网络空间中的冲突时却拖延不决，反而认为，讨论国际法可能导致网络空间的军事化。中国外交官与他们的俄罗斯同道都强调，必须和平解决网络空间中的争端。

2017年，部分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一份后续报告中为自卫权背书的语言，政府专家组的各参与国未能发布该报告。

除了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工作，中国决策者还搭建了自己的舞台即每年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用来宣示他们的互联网愿景，并强化他们在治理中的话语权。2017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和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分别首次与会。库克在美国国内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时直言不讳，但声称苹果公司赞同中国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的构想。尽管中国严格管控互联网，库克依旧附和中国官员有关开放的看法，借以暗示苹果公司乐意遵从北京的规则。

北京可能通过其贸易和投资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旨在连接中国与印度洋、波斯湾和欧洲。除了有超过五百亿美元已流入一带一路沿线的铁路、公路、油气管线、港口、矿山和公用事业，官员们强调，中国公司还必须建设一条“数字丝绸之路”：光纤电缆、移动网络、卫星中继站、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

形成中的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相当多建设活动来自技术公司和产业联盟，而非中国政府。阿里巴巴已经拟定向东南亚扩张的计划，以之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该公司并购了巴基斯坦电子商务公司Daraz，并在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支持下启动了数字自由贸易区，这将简化通关程序，为诸多公司提供物流支持，并提升马来西亚和泰国中小公司向中国的出口。中兴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的50个运营，在铺设光纤电缆并建立移动网络的同时，该公司一直向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老挝、斯里兰卡、苏丹和土耳其的城市提供监控、地图绘制、云储存和数据分析服务。

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企业会在整个地区为其带来政治影响力。但私营公司专注于利润，且在将商业关系转化为政治影响方面，甚至当那些项目涉及国营企业时，北京也并不总是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公司往往一样追求与外交目标相冲突的商业利益。但短期而言，中国工程师、经理和外交人员的存在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威权政府的发展中国家强化这样一种倾向：采纳中国关于互联网的那种闭关自守的主张。

未来是中国的

北京的互联网构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过去七年间，互联网自由即人们接入互联网并以之表达观点的容易程度下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着力推动技术公司将有关它们国家公民的数据存放在本国境内（那些公司对此予以抗拒，因为这样做增加了成本且减弱了它们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并允许政府对它们的网络设备实施安全评估。每个国家都出于自身目的实施这些政策，但它们都可以转向中国，获得物质、技术和政治上的支持。

美国处在全球互联网的要冲位置，这给它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军事和情报收益。美国公司开发的路由器和服务器携带着全世界的电话和个人计算机数据，人们运用这些设备进行交流；美国公司开发的软件充当着互联网的入口。同样，中国执政者也将技术公司视作经济动能和软实力的源头，所以正在强化对中国技术巨头的政治控制。随着那些公司开始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中国间谍部门会受到诱惑，从它们那里搜集数据。

中国技术公司拥有多方面优势：有机会获得大量数据，且在使用数据方面甚少约束；拥有优秀的员工；有政府的支持。但中央计划经济的遗产可能导致中国公司过度投资，形成冗余业务，并扼杀雇员的创造力。而且，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政治压力已指向中国技术公司。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向澳大利亚第五代移动网络提供设备。华盛顿正想方设法限制中国投资进入美国技术公司，一些措施已经加剧中国通信企业在美国做生意的难度：它拒绝了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通信服务的申请，禁止在美国军事基地销售华为和中兴的智能手机，并试图禁止美国通信公司花费关键基础设施资金购买来自中国的设备和服务。

但这些挑战都不可能击中中国数字雄心的要害。中国太大，太强有力，也太复杂。

为应对中国对互联网的更有力控制，美国理当与其盟友和贸易伙伴携手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向外国公司开放中国市场，限制对中国公司的特殊待遇，并更好地保护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国决策者理当转变态度，从单纯捍卫自下而上、由私营部门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转向提出更为积极的构想，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局限于联合国框架的现实主义替代方案。就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行为准则，华盛顿应当直接与北京对话。两国应当携手合作，为政府购买技术设定全球标准，判定企业应如何确保它们的供应链免遭网络攻击，并筹划政府对关键通信设备的检查。

但这些举措只会塑造而无法逆转趋势。不论华盛顿如何行事，网络空间的未来都将更少美国味道而更多中国风格。